，除了“湿了”，其他毫无问题。这太奇怪。我不是又在指责“新新代”作家。如果异族男女之间，只有享受，毫无难题，无须反思，这还算文学吗？这比言情小说还要没头脑。我这么一说，又有年轻作家指责我落伍。我想请教这怪事：为什么中国的“新新”小说，上了床就一劳永逸？
我不会漠视这个问题：中西文化冲突的爱情悲剧，一曲永恒的哀歌。
止庵：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受到一些什么影响么？比如看了什么书，让你觉得有一种契合之感？
HY：写作本身，是一种创造，没有什么书可以影响我。当然在思考阶段——好多年的思考——我读了一些宗教方面的书，读 href='/article/2856.htm'>《心经》和《金刚经》，临睡前，默默地念，连南怀谨的书也看：仿佛见庙就烧香，心境空阔。也读了福斯特《印度之行》；当然，要表现现代人在文化困惑中的痛苦和失落，这些书只不过是知识准备。
几乎我所有的长篇甚至短篇都有一条河流。比如 href='2495/im'>《饥饿的女儿》里面是长江上游，《K》里面还是长江中游， href='2489/im'>《阿难》里面是恒河。恒河每夜穿过我的心。中篇《一镇千金》和《给我玫瑰六里桥》也有河流。河流给我生命，我赋予河流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得上河流对我的影响。我写任何东西，只要一沾到河流，我整个人就变了，我就是那条河。
止庵：你说河流构成了你作品的一部分，是说它是作品里的一个意象，或是情节的一个因素？一个背景？一种象征?
HY：它是一种象征。 href='2495/im'>《饥饿的女儿》中，当我跨过了那条河，我命运就不一样了。再比如《K》里的朱利安，他最后一次跨过了那条河，离开了中国，也象征着他永远都不可能与这个民族融合，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永远都不能够理解，即使对他所爱的女人，他永远都不可能去爱。他没有爱的能力。他穿过这条河流好多次。每一次当他受到冲击或受到阻碍，他都要跨过河去，到对面去寻找一些他的东西，可是他找不到，他其实是一个失败者，我对他充满了同情。
href='2489/im'>《阿难》也有这种象征。在恒河边，两家人的孽缘与劫难，一家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另一家是中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在二战时期结下的恩恩怨怨，现在由他们的下一代人来承担前辈的罪孽。这条河穿过他们的命运半个世纪。印度每十二年一次都有一个昆巴美拉节，印度教徒在这条河边沐浴，洗涤罪恶病痛，祈求上天堂。这条河真能洗掉一切罪孽吗？其实我在这里是对宗教狂热的一种否定。河是存在的，宗教是可敬的，狂热却是人类永恒的悲剧。
止庵：你在作品里安排了这么一个象征因素，对于主题和背景的深化，也许是有好处的。很多甘苦只有作者自己才知道。写小说的人有些特殊体验是别人很难掌握的。张爱玲的《色戒》，实际上通篇都是铺垫，关键处只是女主人公说出“快走”这两个字，换一个作家来写，肯定不一样。假如别的作家去写《追忆逝水年华》，可能就是一个短篇小说，像伍尔芙的 href='/article/10874.htm'>《墙上的斑点》，别人写，可能只是一句话。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来说，简直什么也没有写。
HY：是这样的。
有心与无心
止庵：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作家的意识，或者说思想，他对世界总的认识。举个例子，我觉得鲁迅比沈从文伟大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沈从文在视点和立场上未免太认同于他的人物了，而鲁迅在用第一人称写作的时候，也是与人物若即若离的。讲得刻薄些，沈从文还是有一点儿“廉价的同情心”。
HY：沈从文的确与鲁迅不同，鲁迅根本就没有心，沈从文有心。
止庵：沈从文是凡人，鲁迅是超人。
HY：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家。
止庵：但是那种有心的作家，恰恰在这里有些东西逾越不了，有个障碍。你刚才谈到佛教的问题，实际上佛教的视点不是个人的，而是天的视点，是在所有众生之上的视点。它能体会每一个人的痛楚，同时又超越每一个人。所谓怜悯之心，就是知道人间这些痛苦，但是也知道不可能不痛苦。所以鲁迅反倒是有怜悯之心的，而沈从文的局限性就在这里，当然拿这个来责备他也不对头，因为很多作家，如老舍、巴金都是这样。你刚才说没有心，伟大的作家都是没有心的。最近二十年小说我读的不多，就以现代文学来说，只有两个人是没有心的，一是鲁迅，一是张爱玲。他们都没有那种“廉价的同情心”。张爱玲小说里最可爱的一个人物，就是 href='2525/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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