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授的丈夫，他其实和我并不像夫妻，已经不是夫妻，我们维持着一个平和的表面。没有我，他照样活，没有他，我也照样活。每每想到这点，我的难过就无法表述。好了，好了，我对自己说，明白了吧，一个人根本不需要另一个人也能活，还能活得好些。如果不信，可以参照我的生活，写书，看书，写书，让想象在想象中升华或枯萎。
前面我提到我的父亲：他最爱我，我以前并不知道他爱我，当然我也不知道爱他，到我懂得爱他时，他不在世了。事情总是这样，就跟人老了，经验累积知识累积，成了一个智者，却离死一声咳嗽这么点距离。后悔没用，但我还是后悔，我没有能够爱他。
我在前面也提到我年老的母亲。这月上旬，我乘飞机回了一趟老家山城：那里总是绵绵细雨，沉沉雾气，从长江上往两岸山坡漫开，几乎使过江的轮船封渡。从渡轮下来，举着伞，从江边烟厂新建的厂房中钻来钻去，爬了一大坡又一大坡石阶回半山腰母亲家，我从小生长的家。应该感谢命运，旧院成了新的白楼，我多年写作的劳动所得给母亲换来一个二居室。我脱了满是泥沙的皮鞋，搁了雨伞，穿过客厅，进了她房间，轻轻走到她床边。她头发更稀疏，脸上满是皱纹，穿着一件棕色毛衣，居然认不出我，把邻居的名字叫成我。那天没有太阳落入江里，看不见记忆里的夕阳，只有细雨滴答声。我坐在母亲床边，握着她的手，有满腹话要对她说，她却一再重复地说要去养老院，养老院比家好，有人说话，我想与人说话。“妈妈，你记得小女儿吗？”
“她走了，她永远都不会回家。”母亲说。
“为什么？”
“她走了好，她走得越远我越清静。”母亲声音突然沙了：“我好想她。”
“我就是她，妈妈。”
“你不是，她走了，她是个狠心人啊！”
母亲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你让我去养老院吧。”她重复地说，她要跟人说话。我的哥嫂照顾她，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母亲看电视直看到屏幕起麻点，没有节目为止。哥嫂他们看的是VCD，唱卡拉OK。我退出母亲的房间，她不知道，就像她不知道电视上演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听声音，为了看图像。母亲可能很久就这样，在父亲去世之前就这样，可我从未发现，也从不关心，好像母亲只要在，就行，只要在，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即使父亲去世，她的心全部空荡荡，并不要紧，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穿过甘地博物馆，太阳落入地平线，远处的红堡，映着霞光，很美，日落时分，一定是最好的时候，所以进去的人络绎不绝。甘地火化时太阳很久才落入地平线，他的骨灰撤在河里。
我突然想起来，第一个和我提印度的人，是我的父亲。父亲当时与我一起坐在长江边上，他说到印度，一脸神圣。他在老家被抽当壮丁，他被当成外县人，编入另一个部队，他的原部队开拔云南缅甸，战败去了印度。所以他与印度擦边而过。
那时我刚上初中，只有十三岁，开始上世界地理课。从课本里读，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半岛上，八亿多人，有几十个民族，叫什么印度斯坦、泰鲁固、孟加拉，主要说印地语和英语，海岸线很长，北部是高山，中部是平原，西部有沙漠，高原在南部，有条美丽的恒河。气候很热，出米小麦棉花茶叶。首都在新德里。1950年和我国建交。荷花是国花，蓝孔雀是国鸟。我只知道这些。
父亲那天说了很多，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我刚才穿过马路时，看见一个面孔像父亲的人，不过那人黑一些，鼻子高一些，年轻一些。如果这人朝我走近，叫我认他，我会认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想念父亲。
我七点一刻到歌厅，晚了，却正好演出开始。一台正宗当代印度流行歌曲在表演。台上一排舞女一律露肚脐，沙丽很透明，乳房如丰收果实沉甸甸，手臂与手指一抬一勾一让，腰一动一闪一转，眼光如钻石，一闭一开都令人想入非非，脚实实在在地移动。听不懂唱的什么，但那旋律似乎永远不变：所有的印度歌曲，全一样。叫人觉得印度人怎么几千年编不出一首新歌。或许他们听中国人的歌，也是同样印象吧？难怪阿难的歌，他们听不出好处。
不过，如果不是让我天天听，我不反对一年听一次印度歌。我小时，多远的爬坡上坎路都要扛一根凳子看露天电影，放映队在广场和操场支起一小块幕布，幕前幕后人山人海。那番热闹，一起贪婪地吸收文化营养。很难遇见好电影，更没有艺术的电影。与朝鲜、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电影及国产片相比，印度电影《流浪者》的确是相当动人。
一下子我全部想起来了。那男主角拉兹长大的孟买贫民窟，像我生长的南岸贫民窟，怎么看怎么像。里面的歌舞，尤其是那一段拉兹的父母结婚不久，泛舟阿拉巴赫河，岸上一队村妇载歌载舞，在和水手们对唱。旧时代的黑白电影，云彩是云彩，河水是河水，真实得伸手一拽，上面的人就可以下幕布来。那些人只可能是女神，从天而降，而舞台上已经现代化的女人，却和那些电影里的女人很像，丰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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