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震动球的东亚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史学家们纷纷著书立说，或回忆，或评论，或叙史，或争议，从未间断。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成果，确如汗牛充栋。人们之所以热衷于研究一场战争，而且不厌其烦地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不仅是因为它对1950年代及以后的远东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制约著中国、美国、大韩民国、朝鲜和苏联等一系列国家的对外政策走向；也不仅是因为引发这场战争的基础，即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依然如故，围绕东亚的危机时常困扰著邻近大国的首脑和半岛南北双方的领导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时至今日，关于朝鲜战争仍然存在著许多未解之谜，其中既有研究者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有尚无法对事实本身做出确切描述的悬案。研究历史，探索历史事件的谜底，首先应该依靠档案文献。实际上，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两次高潮，也正是伴随著历史档案的开放和利用而形成的。
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先是美国杜鲁门图书馆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朝鲜战争25周年之际召开了一次大型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一批历史学家外，还有许多当时参与决策的美国军人和政客，如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格罗斯、杜鲁门的特别顾问哈里曼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美国驻韩国大使穆乔等。会后编辑出版了《朝鲜战争：25年后的观察》一书，引起了人们对朝鲜战争研究的再次关注和兴趣。与此同时，从60年代起，美国国务院分年分卷陆续出版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70年代中期开始公布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特别是在《1950年，第6卷，远东和太平洋》和《1950年，第7卷，朝鲜》中，载有大量的「绝密」、「机密」和「秘密」文件，使人们对战争期间美国的决策内幕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英国外交档案也根据保密30年的规定陆续开放。于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活动便在英语世界开始升温，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仅1981年便出版了4部颇具影响的专著，西方国家随后掀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朝鲜战争研究热（罗斯玛丽．福特的文章十分详细地介绍了美、英、韩等国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中译文见《当代中国史研究》）。
然而，严格地讲，对于了解这段历史事实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陆续问世。个中原因就在于，作为战争一方的苏联和中国，其有关战争的历史文献始终隐藏在铁幕背后，直到十几年前，由于中国和俄国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这些秘密才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第二次研究高潮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延续时间长──直到今天尚有新作不断问世；其二是波及范围广──研究者已经大大超出了英语世界（详见代序〈苏联与朝鲜战争〉一文中的介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此期恰逢朝鲜战争爆发40周年和50周年，吸引了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注意力，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文献不断地披露出来。
1987-1990，年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4卷、《彭德怀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和其他一些文献。这些文件集公布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问题的电报、信件、指示、报告等（大约300余件）；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988年）和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1990年）也引用了大量档案材料。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其中为学者广泛引用的有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杨得志的《为了和平》、杜平的《在志愿军总部》、洪学智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柴成文和赵勇田的《板门店谈判》、外交部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雷英夫的〈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吴瑞林的《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以及王焰等编著的《彭德怀传》等等）。此后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周恩来年谱》（1997年）、《周恩来军事文选》（1997年）、《彭德怀年谱》（1998年）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史》（2000年），也发表或使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中国档案文献。
90年代初，俄国开始大量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朝鲜内务省副相姜相镐、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朝鲜劳动党书记处书记林云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和了解内情的前苏联外交和军事官员，如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格奥尔基?洛博夫、担任驻朝军事专家领导工作的格奥尔基?波尔特尼科夫、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的首席顾问瓦伦丁?索济诺夫等人。有关这些回忆和采访的文章在俄国、韩国和美国的报刊杂志上以不同文字大量刊出。这一时期，特别在研究者中引起轰动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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