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的是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开始大量公诸于世。如果说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完是经过国家有关机构挑选和编辑后公布出来的,那么俄国档案则几乎都是未经编辑加工的原件。虽然刚开始披露的一批文献是政府有关部门挑选的,但以后更大量的档案则完是学者们直接从档案馆中发掘出来的。无论在其数量上,还是在使用价值上,都是目前中国相关档案无法比拟的。1994年,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于1949-1953年朝鲜半岛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史达林与金日成、史达林与毛泽东的会谈纪录,中、苏、朝三国领导人之间以及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和对外政策档案馆。当时的叶利钦总统把其中216件档案(548页)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后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俄国又将这批档案分别交给了这两个国家。据说,交给中国的档案存放在外交部,目前尚不许利用),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就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韩文),随后在香港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遗憾的是,在韩国报纸上刊出这个「摘要」不是文件的原文,而是经过编辑加工的,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虽有很大的新闻价值,却较少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美国独立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专门在俄国档案馆工作数月,又复印了数百页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这批文件的俄文复印件存放在美国国家安档案馆(乔治.华盛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第七层),研究者可以自由使用。威瑟斯比还将收集到的部分档案(约130余件)译成英文,陆续发表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该中心编辑的《冷战国际关系史专案公报》上。此外,俄国学者沃尔科格诺夫、巴加诺夫、托尔库诺夫、曼绍洛夫等人也收集了不少朝鲜战争档案,并通过他们的论文或专著披露出来。目前在国际学界朝鲜战争研究中使用的俄国档案还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根据该馆收藏的文献编写的《朝鲜战争前夕及初期(1949年1月至1950年10月)主要事件年表》,该文件是由档案文献摘录、缩写或编辑而成,对于战争期间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价值不言自明;其二是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影印的一本俄国档案专集,内容部是关于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报告、函电及相关文件(100多件),对于了解战争期间的中朝方面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针无疑是很有帮助的。也许是机缘巧合,笔者在90年代初弃商求学,回到北京从事苏联史和冷战史的研究,恰好碰到俄国档案解密和开放──这确是繁荣史学和推进研究的大好时机。作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独立学者,十余年来,笔者利用以前的经商所得,组织专业人员分赴俄国和美国,收集和整理了近15000余件俄国档案,并通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建立了课题组,将其中8,000多件翻译、编辑成册,于2002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34卷36册档案专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但是,由于朝鲜战争问题在中国大陆一直是极为敏感的研究题目,所以,尽管该档案专集是内部出版物(限正教授和司局级以上干部),仍禁止收入任何有关朝鲜战争内容的文件。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对这批材料情有独锺,因而进行了认真的整理、校对和编辑,只希望有一天这些珍贵的史料能为众多以中文为主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学者所利用。
1996年,笔者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合作,将当时收集到有关俄国档案(约270余件)翻译和编辑成册,供内部研究参考。后来又将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文件(138件)加以注释,发表在1997年《世界史年刊》上。然而,由于上述出版物发行量极其有限,能够看到这些档案文献的不过百十人而已。况且,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笔者收集和整理出来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已有700余件,大大超过了目前散见于国外刊物的俄文、英文和韩文档案文件(到目前为止,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在俄国只有个别杂志刊登过少量文,多数都散见于学者的论著之中,而韩国在报纸上刊登叶利钦总统送给金泳三总统的二百多件档案时,都经过了摘录和编辑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