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作者引用怀王父老意见，认为“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史记·高祖本纪》）责问如果刘邦和项羽联手屠城阳发生在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他们这么快就得了集体失忆症？”并由此否定“刘邦和项羽根本就没有屠城阳”。这种推断也是完站不住脚的。
首先，《史记》和《汉书》都无一例外地有项梁“使羽与沛公别攻城阳，屠之”的记载（《史记·高祖本纪》、《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陈胜项籍传》）另外，《汉书·高祖纪》有记载：“沛公、项羽追北，至城阳，攻屠其城。”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不可能都弱智到闭着眼睛说瞎话，捏造无中生有的事实，来污蔑本朝高祖。也不能是笔误，因为这些记载多次出现，彼此吻合。
其次，从当时秦末动乱之残酷来看。和动辄屠城杀戮无辜，“诸所过无不残灭”的项羽相比，偶尔进行屠城的刘邦无疑就可算是一个“宽大长者”了。虎狼当道，当老虎远比狼更凶恶残暴时，处于鱼肉地位的民众，也只能两害相遇择其轻了。偶然屠城的刘邦被誉为“宽大长者”，这显然是民众在秦末战乱中一种苦痛而无奈的表示，难道就真的能证明刘邦就是一个双手不沾民众鲜血的彬彬君子？这种“宽大长者”说法有什么说服力，可以驳倒《史记》和《汉书》多处一致的记载，让作者一口咬定“刘邦和项羽根本就没有屠城阳”呢？
再引一篇关于屠城的
汉晋“屠城”释义
我们都知道现在“屠城”是指战后对居民的屠杀，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汉晋古文中，“屠城”也与与“克城”“破城”混用，与屠杀未必有关系，所以，看到“屠城”就怒发冲冠的指斥为民贼是大可不必的。这个问题很早以前零零散散举了些例子，前段时间见有网友为《后汉书》上几个记载争论很厉害，所以总结下，发上来，请方家指教。
《晋书五行志》详细记载了攻城方怎么用望云气的方法判别哪些城容易攻下，将城上云气分为“坚城之气”和“屠城之气”，并指出对于城上有“屠城之气”者，“其城营皆可屠”。这里所说的“屠城”和“可屠”，显然不是指屠杀，而是针对“破城”和“可以破城”而言。无独有偶，〈旧唐书五行志〉也记载了这么一套方法，通过望云气来预言城池能否攻下，诸如“城上气如灰，城可屠”云云。
把容易攻下的城称为“可屠”的在史书中并非五行志独有，例如〈魏书邢峦传〉记载了邢峦的奏章，称自己平蜀，前军才到梓潼,就有百姓来归附，“新化之民,翻然怀惠”，前去涪城，信心满满，“旦夕可屠”；类似还有〈旧唐书王思政传〉，王思政守城,在城中偃旗息鼓，攻城方“恃其众,谓一战可屠,乃四面鼓噪而上”。这里的“一战可屠”，实际和我们常说的“一鼓可破”差不多。
“屠城”用做“破城”有其历史渊源，〈史记正义〉注刘贾“屠城父”，称“屠谓多所诛杀也”，杀伤很大即称“屠”，这和今义常指的战后滥杀有所不同。而〈后汉书〉作者范晔进一步在〈汉书高帝纪〉注“屠沛”一条指明“克城多所诛杀也，故称屠”。原先是多所诛杀称“屠“，后来则因为“克城”往往多所诛杀，就把“克城”也称为“屠城”，这就是“屠城”“克城”混用的原由。
这种混用范晔在其〈后汉书〉中使用颇多，臧宫平蜀，“拔挠竹，破涪城，斩公孙述弟恢，复攻拔繁、郫”，这一系列军事成功，范晔是用“宫连屠大城”总结。再如;耿弇传,记其一生“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范晔对于汉军如吴汉等的屠杀劣迹并无讳言，而对耿弇则未有屠杀记载，这里在总论其一生战功时说的“屠城三百”，只能解作“克城三百”，这也和前句“平郡四十六”的味道一致。
“屠城”作“克城”在汉晋史书上人物直接引语中出现得尤其频繁，大概是当时口语的一种趋势。曹魏司马昭出军灭蜀汉，规划说“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野”；东晋王玄谟攻城迟缓，桓护之劝称“岂得计士众伤疲，愿以屠城为急”；东晋众将想弃北城攻南城，朱龄石劝阻：“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拔北垒，南城不麾而自散也”。北魏传檄刘宋，自称“十道并进，连营五千，步骑百万，隐隐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溃，以此奋击，何坚不摧”，以上各处的“屠城”，都应以“破城”理解为贴切。
“屠城”的“破城”之意使跟滥杀毫不沾边的事记为“屠城”，刘邦受子婴降入咸阳，蜀汉费诗称为“屠咸阳，获子婴”，晋朝裴秀也在文章中称“汉祖屠咸阳”。曹操受刘琮降入荆州，〈吴鼓吹〉称“众既降，操屠荆”。“屠城”的“破城“之意，也使得在当时史书中“屠城“往往不是劣迹而是功勋,所谓“屠城殄国之勋”，“屠坚覆锐，立御侮之功”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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