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费有不少是相沿成习的。如奉天府，老百姓做生意的时候如果有车辆进出，就要到奉天府衙门领取照票，边门验票放行，小车一辆收银十六钱，大车一辆收银三十二钱，每年都收两千两左右，此项银两均被府尹、书吏、经历司查验官员等分掉。另外，有猪羊贩卖进出也要按照每口三钱收费。由于官吏的勒索，致使边口地带物价腾贵。
此事被巡察奉天的御史释迦保查实之后奏报给了朝廷，雍正帝立即下令严行查禁。奉天府府尹杨超曾遵奉谕旨，立即将车辆及猪羊收费项目尽行革除，不许再索取分文，雍正帝夸赞他办理得“非常及时，应该表彰”。在许多地方，给官员送礼长期盛行，如到任礼、端午礼、生日礼、阅城礼、盘库礼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东西上司一旦收受，属员势必加征税课于人民，并且日后遇有请托便难拒绝，危害极大。在雍正帝的谕令下，各地规礼尽被裁革。
严禁婚丧奢靡
雍正常常训诫臣工：“如果想要天下太平、国泰民安，首先要重视民风民俗；重视民风民俗，最重要莫过于崇尚、倡导节俭。”主张婚丧节俭是雍正帝崇尚节俭、反对奢侈的内容之一。
监察御史向日正在雍正元年（1723）的一份奏折中说，直隶等地方男女婚嫁讲究钱财，取名是聘礼，实际是铺张浪费。多者二三百两，少者也要四五十两。“就算是在士夫之家都需要挪借，更何况普通老百姓。为此，一些百姓家为了娶亲竟变卖房产。如果男家凑不够这些钱，很可能就要一辈子打光棍了。种种弊端，不可枚举。”
这份奏折引起了雍正帝的重视。为扭转民风，树立“婚姻不论钱财”的风尚，雍正帝先制定了婚嫁礼仪，接着，又于雍正元年（1723）五月，对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作出具体规定：汉人纳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员之家，绸缎、首饰以八件为限，食物限十样；五品以下官员分别递减；平民之家只准送绸绢，果品限于四种。举行婚礼这一天，官家限用六盏灯、十二个吹鼓手，庶民限四盏灯、八名鼓乐人。
雍正和“恩人”年羹尧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非常好，并且给予了年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不顾有失至尊的体统，说年羹尧是自己的“恩人”。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
雍正曾经对年羹尧说：“朕不做一个出色的皇帝，就对不起你如此地待朕；你如果不做英武超群的大臣，就不能回报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但愿我们两个能给后人做千古榜样。”
然而，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雍正二年（1724）十月，年羹尧第二次进京觐见雍正。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在道旁迎送。到北京以后，迎接他的王公以下官员也都跪在路边，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甚至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要求雍正奖赏军功，整治阿灵阿等人。这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回任后，即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名节的话：“作为人臣，建立功业很容易，但是守住这份功劳难；守住功劳容易，毕生持之以恒难。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功臣却倚功造过，结果导致帝王反恩为仇，这在人的性情中常有。”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两年以后，雍正暗示下的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了年羹尧的九十二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雍正说，其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