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女从小失去双亲，是老齐一手拉扯大的，对老齐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但这件事却很不情愿。情急下老齐像孙文修及一些膝盖骨质松软的男人一样，竟也“咚”地给侄女跪了下去，难得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了下来。侄女在流了比叔叔更多的眼泪之后，毅然去了卫生院。结果姚书记出院第二天，齐永田就当上了X股第一副股长。
马玉山是个无能的家伙，他一天总嘟啃着个猪肚子脸，一副哭叽叽的熊样子。他不仅没钱，又不屑想去姚书记家里找零活干，又连个对象还没选中，亲戚朋友里也没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女人，可他也想让组织上给自己压副担子。就三天两头往姚书记家送东酉，品种还说得过去，大多是绿色食品。什么一筐鲜豆角，半盆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半编织袋子黑龙江土豆，两个嫩角瓜等等。有一次抓了几只蛤蟆，老娘也正有病，就说：“玉山哪．给妈切两个土豆一块炖了吧，妈正想吃点有籽的蛤螟。”他想了想，最终摇摇头，“妈，你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就瞅老娘不注意，用布袋提着蛤蟆哭叽叽地来到姚书记家里。“大姐（乡里的很多人，含比于晓梅大很多年岁的男女同志往往都这样称呼她），刚从洞里抠里出来的，满肚子籽，老肥了。”于晓梅就笑吟吟地接过蛤蟆，还照他那黑乎乎的猪肚子脸上捏一把，也没捏笑，只短时间地把肌肉给捏松懈了。一出大门，他可是用力地蹦了两个高儿，还自己对自己做了个鬼脸儿。可那几只蛤蟆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在他进屋二十分钟之前，有人从山里给姚书记捎来半编织袋个个拳头大的黄肚蛤蟆，个个油乎乎的，肚子胀鼓鼓的，于晓梅觉得这几只小蛤蟆和那些放在一起怎么也不伦不类，她又没养成轻易把东西转送给别人的习惯，就偷偷地把那几只蛤蟆放掉了。也许，那几只田蛙现正在繁儿育女，已培育出一代代无数的田蛙儿子孙子了，若让联合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知道，于晓梅或许能获奖呢。后来送的时间长了，就放松了礼品的质量，如豆角，不是蔫叽叽的，就是带老皮的；黄瓜不是软塌塌的，就是半老株黄的水黄瓜；有时别人送的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已装满了专用的大水缸，他偏偏不在哪条小河沟子里抓了十几条带死不活的小鲫鱼、小泥鳅、小老头什么的。气得于晓梅就点着姚书记的鼻子质问：“你们那XX股的王股长还没死么？快给他整个角色儿吧，我实在受不了了。”结果一个星期后，马玉山就当上了xX股的第三副股长的股长助理。听说现在时兴的局长助理，乡长助理什么的都是从杏树乡的股长助理的基础上演义出来的，不然哪来这么多“助理”呢。
最具戏剧性的要属禹臣当副乡长的曲折经历……。
马乡长说得很激动，那顶他长年都舍不得摘下的前进帽子也摘下来扔在茶几上，一会又戴上去，一会又……突然就住了嘴，睁大眼睛从窗玻璃向院子里看着。宁长他们也跟着往院子里看。院子里来了三个人，穿得很破烂，马乡长外甥女将他们拦在门口，他们却执意要进来。其中一个穿着破帆布上衣的背剪着手的矮个子，宁长一眼就认出是柳树村的黄书记，一脸横肉的戴着破草帽子的高个子是治保主任李鸣，李鸣身后那个穿破花布衫的女人就是李鸣的相好。李鸣作着揖，死乞百赖地要进屋里，眼睛滴溜溜地四处逢巡，“求求了，进屋给口饭吧……”可能是窗玻璃的折射作用，他们并没有看见屋子里的人。马乡长就摆摆手，示意宁长他们进里屋先坐，自己就迎出去。
宁长看得很清楚，他们三个见了马乡长先是一愣，随后就一脸尴尬，齐声说：“马乡长……”都低了头。马乡长显出同样的激昂，“黄永富、李鸣，你们也不用跟我装神弄鬼，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我马志纲从来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官，说话办事不避人，不怕人，共产党的天下胡作非为早晚吃不了得兜着走。现在国反腐败这么紧你们也清楚，自己做好做歹自己最清楚，老百姓最清楚，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都到了这种地步，还甘心做（狗）腿子，跟着瞎嗡嗡，自己着量办吧！”他一摔门就进了屋子。
黄书记、李鸣等在院子里不知所措地站了站，对着屋里说一声；“马乡长，没啥事我们就走了。”就灰溜溜地走出院子。
马乡长在屋子里坐下起来好多次，一顶帽子也戴上摘下好多次，“他们这是侦察我，也不光侦察我……”沉思一会，摆摆手，接着讲自己的故事。
禹臣出生山东，为人耿直、正派，在杏树乡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每当关键时刻，都有人说别急，快了快了，耐心等吧。结果苦苦干了二十多年，好歹在一个当副县长的同学在离任前给他说句话，才由乡也许是县最老资格的助理选进了乡党委班子成员。还是个纪检副书记。是个好事不沾边，坏事落不下，有能耐的不想干，没能耐的干不了的得罪人差事。他回头一看，已经四十大几了，和他一起参加工作最次的都熬到了副乡长，再不提任，过两年有人提携也过了年龄。他倒不是非要当官，在乡下没个职务，马上要毕业的孩子都没法安排，又赶上县乡级班子普遍调整。一狠心，找朋友带亲戚帮助，总算凑了一万元钱。往哪
投？这里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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