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批华工涌向法国，国内不少青年也纷纷要求赴法留学，留法勤工俭学会渐渐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迫切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办理诸如安排住宿、介绍学校、联系做工等事宜；同时，由于这些工作要经常与法方打交道，又很需要他们的支持和协助，而十多万华工来法，法国政府也不能等闲视之，要积极帮助安置妥当才对法国社会有利，加上华工们的劳动为法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法方渴望能有这样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来法。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中法双方经过协商，筹组了华法教育会。1916年3月29日在巴黎自由教育会所召开了发起会，推举了干事，通过了会章。6月22日，召开了华法教育会成立大会，大会根据对等原则推举欧乐(法)、蔡元培为会长；穆岱(法)、汪精卫为副会长；辈纳(法)、法露(法)、李石曾、李圣章为书记；宜士(法)、吴玉章为会计，确定会所设在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具体开展三项工作：
(1)编辑出版中、法文报刊书籍以传播法国新教育；
(2)联络中法学者，在中国创设学问机关、介绍中国学生来法留学、组织留法工人教育、在法国创设中文学校或讲习班，并组织法国人到中国去游学；
(3)发展中法两国经济关系，促进华工教育组织的发展。
华法教育会成立后，一度成为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总枢纽机关，介绍国内青年赴法，联系入厂入校，发放维持费等，都由它负责。
1917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返回北京成立了北京华法教育会。为了扩大宣传，他们再版了《勤工俭学传》；编印了《旅欧教育运动》一书。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沿革过程和赴法勤工俭学的办法，成了赴法必备的入门书。1918年前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大力宣传推动，国内各界名流纷纷捐款资助，各地也纷纷成立华法教育会分会，其中有北京分会、山东分会、上海分会、四川分会、湖南分会、广东分会、福建分会、陕西分会等。同时，上海、成都、长沙等地的留法俭学会也恢复活动。如1919年12月由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的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会所设立了一所周南女校、一家巴黎豆腐公司。该会宣称以赴法勤工俭学、回国振兴实业为目的，奉行工读神圣、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并进的信条，吸引了很多有志女青年。上海留法俭学会还专门设立了招待所和俱乐部，负责接待各省候船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各分会还办起了各种类型的留法预备学校，为赴法留学提供了基础保证。
1917年6月，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重新组建并于8月份正式开学，当时有70多人入学。之后，北京、河北、成都、重庆、长沙、上海、福建、安徽、天津等地都开设了此类学校。
留法勤工俭学高潮的出现，与当时爆发的政治运动和青年学生对新思潮的追求也有密切的关系。当留法勤工俭学酝酿和发展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爆发了，中国国内则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大潮下，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工团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都涌进中国，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和影响，其中工读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对勤工俭学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1918年11月，作为留法勤工俭学倡导者之一的蔡元培在天安门前发表了“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说，他希望青年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袴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脩的顾问谘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一言以蔽之，就是“劳工神圣”。在五四运动前后，“救国”、“改革”、“劳工神圣”这些呼声日益高涨，诚如《民国日报》所言：“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浪声在杂志界和报章上也闹得够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泛劳动主义的“人人皆应劳动”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为思想基础，揉进空想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工团主义、实业救国论，形成一种工读思潮。这种思潮具体提出了用工与读结合、学问与生计合一的办法来消灭劳力与劳心的差别，进而改造社会。工读思潮很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席卷开来，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在1919年5月成立了工学会，实行工学主义，除了上课学习文化知识外，课余则从事劳动，如进行照相、刻字、打字、雕刻，或当木工、金工等，他们办起了《工学》月刊，大力宣传工学主义。1919年底，王光祈受俄国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募集一笔钱，成立了“工读互助团”，有几十个男女青年参加，实行半工半读，在北京大学等校举办了“素菜食堂”，并从事洗衣、装订及制造小工艺品等活动，工余分别到各校听课。王光祈认为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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