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希望这种方式能不断扩大开来，使整个社会人人都能做工和读书，实行“平和的经济革命”。此后，天津成立了“工读印刷社”，上海成立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南京、武汉、广州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团体。他们的实践虽然没有触及到社会问题的实质，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尝试，但对勤工俭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时“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者因以大增”。李维汉曾回忆道：“由于我们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华法教育会图书馆主要陈列这些书刊，因为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标榜无政府主义)，对于书中所描绘的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觉得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这是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走向高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李大钊这样宣称“今以俄人庄严灿烂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这批知识界精英把目光敏锐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情况下，北洋军阀政府视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并严加封锁，因此，直接到俄国去是不可能的，到靠近俄国的法国则成了革命青年向往的目标。吴玉章在1920年3月5日送别四川赴法勤工俭学生会上说：“俄国革命党人无不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察。”可见赴法不仅仅是学习科学文化，也为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经验。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了以“革新学术、砥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偕25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北京。这批青年在蔡元培等人帮助下被编入长辛店、保定、天津三处留法预备班学习。这25位青年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在校开始了上午做工、下午学习的勤工俭学生活。毛泽东还四处奔走，为即将赴法的会员解决旅费，并根据华法教育会的要求，亲自制定了一个赴法勤工俭学计划，又提议派人先去法国联系和准备。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大力支持推动下，这批湖南青年于1919年下半年陆续赴法。到留法勤工俭学全盛期，湖南青年赴法人数达300多人，占留法人数的1/5，成为一支主力军，其中蔡和森、张昆弟、李维汉、罗学瓒、向警予、徐特立、蔡畅、李富春、何长工、萧三等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1920年末，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也到了法国，在这前后，一批向往追求马克思主义、走苏俄道路的革命青年，如四川的赵世炎、陈毅、邓小平、聂荣臻，贵州的王若飞，安徽的陈延年、陈乔年，江西的熊雄等，均先后来到法国，投入到勤工俭学行列之中。据1921年12月8日和15日的《时报》报道，到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的人数为1600多人，其中四川378人，湖南346人，广东251人，福建89人，浙江85人，河北147人，江西28人，河南20人，江苏69人，安徽40人，湖北40人，山西28人，陕西九人，贵州九人，广西七人，云南六人，辽宁五人，山东15人，还有不明省份者100多人。留法学生中，以普通中学生最多，达470多人，其次是各种法文预备学校的毕业生，有300多人，此外是师范生、大学生、小学生、农工商、路矿、医学等职业专门学校毕业生，也有留日归国生。这些人中，有的当时在国内是中小学教职员、记者、商人、军官、医生、工厂实习技师等。从年龄上看，最多的是21岁至25岁的青年，其次是16岁至20岁的青年，年纪最大的是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到法国上中学勤工俭学时已54岁，徐特立、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等已40多岁。徐特立当时在湖南已是有声望的教育家，被几所学校争着聘请去担任教职，同时还兼任湖南孤儿院院长，经济收入很可观。像他这样的人物，对于勤工俭学运动，赞助赞助就是有力的支持了，但他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赴法勤工俭学，拿他的话来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来了。到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来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他的行动确实震动了社会。留法生中，最小的是王树棠，仅十岁，何长工、唐灵运、熊信吾等也是十多岁，此外还有蔡畅、向缚，加入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正因为这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成了我国留学史上一场空前的盛举，被称赞为“远征探险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