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地图，许多测量人员都死于日机的偷袭和轰炸，死于瘟疫和劳累，还有一些意外事故。他们要是知道几十年后，自己成了反动派，成了民族罪人，在九泉之下都不会闭眼睛的。再说，那个时候，连共产 党的军队都编入了国军，接受蒋委员长统一指挥。民族危亡之际，党争和主义对我们来说是很讨厌的。这些话，可可的父亲几十年来从不曾说过的。
有一年，一部新片上映，可可的父亲带了刚上小学的孙子进城去看――可可印象中，父亲是不太看电影的，连学校大操场上放电影也不看的。那是一部非常惨烈的战争片，孙子看到中国军队打日本军队，便叫道红军！红军！爷爷说，不是红军，是国民革命军。孙子问什么是国民革命军？爷爷说，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孙子问，那坏蛋怎么会打坏蛋？爷爷说，他们不是坏蛋，他们是英雄。
这一类的尴尬，中欣的父亲也曾遇到过。中欣说，他们几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到父亲单位的礼堂去看电影《聂耳》，看到聂耳那个歌舞班到战地医院去慰问沪淞抗战中的伤兵，也喊红军！红军！后面有几个大孩子说，胡扯，那是国民党兵，你看那军装！连红五星都没有！中欣他们就问父亲，父亲说，看电影！哪那么多话？
可可的父亲说，那部电影中有一个师长，叫王铭章，四川人。在那场血战中阵亡，他的灵柩运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全城老少夹道迎灵，各种供品摆满了一条街。还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国共两党的要人都出席了，都发表了声情并茂热血沸腾的演讲。那是武汉人很难忘记的一天。中国人民第一次从日寇势如破竹的入侵中，看到了一线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国人的血性。
可可不知道，父亲的从军，是不是和那个战死的王师长有关。
3
中欣认识可可的时候，可可正是一个年轻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为此，在人们都平和下来的时候，可可又多遭遇了好长一段日子的折腾。可可的岳父知道自己的女儿正在走近一个异类时，正是可可被单位审查的时候。外调人员跑到北京，发现可可未来的岳父竟是一个资深老干部，便惊慌地向老人家报告了这一切。可可的岳父当时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儿，对女儿说，你要进了他的家门，就永远不要回来了。女儿说，我已经进了他们家的门。可可是好人，可可家里也是好人，我不再相信你们说的那一套了。父亲说，老子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仗，你今天跟老子搞第三次国共合作。女儿说，可可的爸爸不打仗，他是搞测量的。父亲说，这些情况我比你掌握得多得多，他是为国民党搞测量的，画了地图，好来打共产 党。女儿说，他给共产 党画地图的时间比国民党还长。地图总是要画的，我们许多的地图，都是他们几代人画出来的。父亲说，他是穿军装的你知不知道，穿国民党的军装，军衔是少将，罪大恶极了。女儿说，可可的父亲是为了打日本人才穿上军装的，他也差一点被打死。我现在不跟你吵了，你什么时候来，你跟可可他爸爸当面谈。再说，我是要嫁给可可的呀。父亲说，那个杨可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反对老干部。女儿说，他反对老干部里的坏人坏事，林彪也是老干部呢……电话中的那一架吵得很厉害，差一点伤了父女之情。
父亲让女儿马上回北京一趟。但女儿却把返家的日子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她和可可结婚一个月之后。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时期，各种说法各种做法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中欣的父亲已失去了许多昔日的道理，就连他自己也很难说准明天会怎样。一个个历次运动中“恶名累累”的老干部复出，一批批几十年的老地富反坏摘了帽子，五七年几十万“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全部平反改正，其中包括许多他当年亲手打下去的人。他们许多人从青海，从新疆，从各个穷乡僻壤跑到北京，千方百计找到他，递上各种各样的申诉材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阶级斗争也不再讲了，还有那个被他一生奉为神圣的伟大领袖，也被说成是犯了错误……那是一个所有的观念，所有的规则，所有的理论都在变动都在窥测去向的时刻，谁也不知道往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自己持守的对不对。可可后来想，中欣的父亲大约正是在这种惶惑中，才没有将事情弄到僵死。按中欣对父亲脾性的理解，退回去一些年，哪怕是退回到文革中他最倒霉的时候，他也会用最强有力的手段来解决这一他深恶痛绝又很伤尊严的问题。后来中欣知道，还有两个原因，使他们和父亲缓和了这一冲突。一是中欣的父亲正面临他事业的一次关口：中组部调他到中央党校部长班学习，准备到新时期的高级领导岗位去挑重担。另一个原因是中欣的母亲到武汉来做了一次暗访。这次暗访非常保密，中欣居然一点也没觉察。不知中欣的母亲暗访到了一些什么，回去以后便开始作一些和稀泥的工作了。这是北定后来告诉她的。
可可第一次见岳父，是他和中欣结婚一个月之后。直到那时，他们的婚姻也没有得到中欣家的正式许可。就连可可的父母，也一直很低调。他们更倾向于找一个同阶层人家的儿媳。这两个从未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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