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称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
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二十），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王”等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的五〇年代，满清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在广西，尤其是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2.10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军”
太平军盘据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一万四千人在北京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扬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三二干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怱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当。撄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入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的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下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三〇年代中期“朱毛赤匪”自江西瑞金突围“长征”时，追逃双方所运用的，还是这一传统公式。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赤匪”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
倒霉的是我们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帅张学良。他少不更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撄其锋，既堵且剿。因而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丢盔卸甲，“得不到补充”而牢骚满腹。少帅那时如已开始研究《明史》，读一篇<张献忠传>，就不会吃那个大亏了。
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八月克郴州，九月迫长沙。围城八十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十二月克汉阳；翌年（一八五三）一月乃攻克武昌。二月舍武昌、掳民船、挟众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然均不守；三月十九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凡十一年零三个月，乃形成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割据之局。更在下游的镇江、扬州则变成时得时失的外围据点。
2.11 “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洪杨自“永安突围”至“奠都天京”为时尚不足一年；其行动之快、发展之速，不在七十年后国民党“北伐”之下。然国民党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据地”的两广，然后才“誓师北伐”的有计划的政治扩张。洪杨北窜则是占一城丢一城的流寇行为。所以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奠都南京时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杨奠都南京时，只有南京、镇江、扬州孤城三座而已。
洪杨如真是英雄人物，则应并此三城而舍之，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为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麾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谁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个“琼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谙“世事”，而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则是一只狗熊。富贵对他来得太快了。四年前还只是一个赤贫的烧炭工，如今叱咤风云，锦衣玉食，做了“东王九干岁”，一头栽入“六朝金粉”里去，他就不能自拔了。
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隶”是“罪隶之省”（这都是天王诏书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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