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阳”之说。所以后人立祠纪念。相传唐代以前已有此祠，清同治年毁于水灾。现存庙宇多为洪水后修建。庙内建筑宏丽，气势巍峨。有结义楼、望云轩、大殿、助风阁、杜鹃亭等主要建筑。庙内存有许多碑刻，其中有岳飞草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苏轼墨迹前后《赤壁赋》等。庙前江中有一块龙脊石，是长江中上游一处著名的枯水位历史水文题刻遗迹。冬春枯水部分露出水面，像龙脊一样。石梁东西长约200米，宽约10米。石上能看到的题刻有从北宋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以来的游人、诗人石刻题记170多段，其中在平均枯水位以下者68段，由此可以看出长江历史上水位变化的情况。张飞庙杜鹃亭后的石壁上，有公元1870年摩崖石刻“大清同治庚午洪水至此”十字，提供了同治年洪水水位的珍贵资料。
荆州古城
荆州古城即江陵古城，汉代始建。相传三国时关羽在旧城边筑起新城。东晋时桓温镇守荆州时，把旧城和新城合为一城，以后屡经毁废和修复。现在的城墙是清初重建的，一直保存完好。全城周长大约10公里，城墙下用条石砌基，以大城砖砌外壳，内填黄土夯实。有六座城门，三座藏兵洞，24座敌楼炮台。城墙外环绕深三米以上、宽五至十米的城壕。城墙东南角有一座著名的“仲宣楼”。仲宣是东汉末年文人王粲的字。董卓死后，其部将在长安作乱，王粲为避乱，南下荆州依附刘表，不被重用，便登上此楼，观望周围景色，写了一篇《登楼赋》，抒写自己怀才不遇、思归故土的心情。王粲后来成为曹操的幕僚，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较高，被称为“建安七子”之冠。建安七子是汉献帝建安年间的七个著名文人，其中六个都在曹操幕中。他们和曹操父子一起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王粲登楼的故事在元代还被改编成剧本上演。
西晋统一三国之后不久，即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混战中灭亡。此后北方经历五胡十六国、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等朝代更替，南方经过东晋、宋、齐、梁、陈的变迁，基本上处于分裂动乱的状态。战火烧毁了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唯有佛教文化借助部分石窟和寺塔传留至今。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很难确定。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派遣使者去西域求佛法，归来后在洛阳城西造白马寺藏经，是我国一向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白马寺
建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我国第一座佛寺，有“中国第一古刹”之称。据记载，汉明帝梦见金人头顶放射白光，在殿内飞行，问大臣傅毅是什么原因，傅毅说西方有神名佛，样子就是这样。于是汉明帝就派人到西域求佛法，到月氏〔zhi 支〕国，遇见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这两个高僧。二人受汉使邀请，带经42章，用白马驮回洛阳。明帝在西门外造精舍迎接，这就是白马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住在这里翻译佛经。现在.的白马寺是明嘉靖时重修的，仅存四座大殿，山门东西两侧有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僧墓。后院毗〔pi 皮〕卢阁内的断文碑，刻有白马寺的历史，是寺内重要古迹，所传唐经幢〔g 床〕、元碑刻都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白马寺正门有一对青石圆雕的白马，是宋代所雕。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传播十分迅速。南北朝帝王都崇信佛教，并大造寺庙佛像。南朝多用金属造像，遗迹很少。北朝多用石刻，不易损坏，所以这一时期的古迹主要集中在北方。北魏时崇佛达到极盛，继十六国的前秦、后秦开凿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之后，北魏又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市)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开凿龙门石窟。洛阳寺院达1000多所，整个北方寺院有三万多所。寺院后来都被烧毁，但云冈、龙门石窟、北岳悬空寺、嵩岳寺塔等则历经修缮，依然完好，成为北朝文化最重要的见证。
云冈石窟
在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北崖，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个，大小造像51000多尊。开凿时代在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公元460—465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之前。开始是由一个著名的高僧昙曜〔yao要〕主持，在武周塞开凿了五所石窟，这就是著名的“昙曜五窟”。其他石窟也大多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所以这一规模宏大的石窟群主要代表北魏前期的雕塑成就。
云冈的石雕技艺继承和发展了秦汉的艺术传统，又吸取了古印度佛教艺术的精华。佛像的形状一般是唇薄、鼻高、目长、脸颊丰满，肩膀宽阔，据说是模拟北魏开国诸帝的面貌雕塑的。昙曜五窟的五尊大像高大雄伟，神情可畏，显出举世独尊的气概。其中有一尊露天大佛，大耳垂肩，两肩齐挺，端坐窟前，是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大佛像以外，其余众佛及菩萨弟子的雕像按品级决定大小分列两厢，周围再配上飞天和许多矮小的力士。云冈洞窟的形制较复杂，有不少仿木构建筑的雕饰、佛龛、宝塔、门柱等，为其他石窟所罕见。有的窟里有中心塔柱，第六窟内的塔柱及窟内三壁雕刻富丽精美，技法熟练，是云冈石窟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个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