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的“纸”就“不妄下笔”。韦诞也是认为要写好字，必须有好的笔墨。他说以张芝制的笔，左伯造的纸，以及他自己制的墨，方可写出好字。韦诞所制之墨质量的确非常好，《墨史》上又说：“肖子良答王僧虔书曰：‘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仲将是韦诞的字。
韦诞不仅善制笔墨，而且还能将他自己的制墨心得与前人制墨经验，总结成理论与方法。前面我们介绍了他的制笔理论总结——《笔方》，现在我们介绍他总结的制墨方法——《合墨法》。
韦诞的“合墨法”在《齐民要术》中有详细的记载，《文房四谱》也有转录。《合墨法》的内容大致如下：先要纯净的烟子，将其捣好，再用细绢在缸里筛，筛掉草屑和细砂、尘土等。因松烟极轻极细，不能敞着筛，以免飞散掉。每一斤墨烟，用五两最好的胶，浸在梣〔尘〕皮汁里面。梣皮是江南的“樊鸡木”的树皮，这树皮浸的水有绿颜色，可以稀释胶，又可以使墨的颜色更好。可以加鸡蛋白(去掉黄)五个。又可用真朱砂一两，麝香一两，另外整治、细筛，混合调匀。放到铁臼里(宁可干而硬些，不可过分湿)要捣30000杵，杵数越多越好。合墨的时令，不要太暖太冷，太暖，会腐败发臭；太冷，软软的难干，见风见太阳，都会粉碎。每锭重量不要超过三二两。墨锭宁可做得小些，不要做得过大。韦诞最后说：“墨之大诀如此。”
韦诞的“合墨法”是古代制墨方法与技术的理论总结，确是制墨之“大诀”。“墨之大诀”的《合墨法》与“笔之大要”的《笔方》，同是中国“文房四宝”发展史与中国文化史上的宝贵历史文献。韦诞是中国文房四宝史上的重要制笔制墨理论家与工艺家。由于韦诞制墨有名，后世竟称其为墨的发明者，尊其为制墨祖师。
晋时的书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此相应，制墨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用墨已相当广泛，就连人们往来馈〔kui溃〕赠、丧葬活动也大量用墨，以墨相赠、以墨随葬已成为时尚。《文房四谱》上记载：“陶偘(即侃字)献晋帝……墨20丸，皆极精妙。”近年来，在一些晋墓中就屡有墨物出土，如南京曾发掘有四座晋墓，墓中均有随葬墨物。
关于晋墨实物，1974年在江西省南昌市的两座晋墓中也有发现。其中在东湖区墓中出土的墨，长12.3厘米，粗端6厘米，细端3厘米，呈茄状。根据研究，此形系因长期浸泡所致。有趣的是，墓中还出土有木方一件，上面记载有棺内的殉葬品名：“故书砚一枚，故笔一枚，故纸一百枚，故墨一丸。”真是“文房四宝”，样样俱全了。四件文具被殉葬在一起，说明至迟在晋代，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笔、墨、纸、砚四种文具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人们从事文化活动必备的四件文具与材料。
还值得说明的是，上述出土的木方，也是被浸泡在棺液之中，木方上的墨书字样，虽然经1500多年之久，但仍然清晰可辨，这说明晋墨的质量极佳。晋墨质之高，我们还可从晋代陆机所写的《平复帖》上看到，此帖已经历1700多年，其墨色仍新，宛如初书。
《文房四谱》上转录《合墨法》时，已称墨的单位为“挺”，“每挺重二两”。上述晋墓中出土的墨，看来已具直长的“挺”形。但一般仍称墨为“丸”。可能魏晋时期制墨方式两种并存，有用手握捏制的原始软剂墨；也有用简单木模制成的块状素面锭墨。以后墨形便开始逐步固定为“挺”、“锭”形式。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锭”式的常规墨形，看来自晋代起已逐渐形成了。常规墨的定型，在制墨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的制墨业发展迅速。河北省易水流域盛产松木，《墨经》上就多次提到“易州之松”、“易水之松”。南齐书法家王僧虔的《笔意赞》上，曾提到“剡〔shan扇〕纸易墨”。“剡”指剡溪，即今浙江省嵊县，当时所产藤纸、竹纸著名，时称“剡纸”。“易墨”是指当时易州(今河北省易县)所产之墨。王僧虔还称赞了易墨“浆深色浓”。
关于易墨还有些趣事，《文房四谱》转录《开宝通礼》记载：北齐政府对“字有谬误及书迹滥劣”的“郡守”“必令饮墨水一升”。易州当时在北齐辖区，且离都城邺地不远，那些“郡守”们所“饮墨水”极有可能为易墨。此句意思是否是：对字谬书劣者，令饮墨水，免其“胸无点‘墨’”。此规似与今俗以喝墨水多少，来衡量文化知识的高低的比喻同理。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制墨业更加兴旺。易州在唐代一度改为上谷郡，据《新唐书》所载：唐玄宗时创立集贤院，由太府每季给上谷墨336丸。上谷墨即易州墨。唐代还曾在易州设立墨务官，著名墨工祖敏曾任此职。《墨史》说：“祖本易定人，唐时之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号之……故祖氏之名闻于天下。”
《墨史》上又说：“按：《唐书·地理志》易州土贡墨，意当时治墨者不特祖氏。”除上述易州地区之外，潞州(治所在上党，即今山西省长治市)等地也兴起了制墨业。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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