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毛笔，较秦代又有进步和发展。汉笔有较多实物发现，1975年在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西汉初期的168号墓中出土一支毛笔，笔杆为竹质，长24.8厘米，细端径0.3厘米，粗端径0.5厘米，笔头栽在粗端。笔毛已朽，出土时笔装在竹笔套内，笔套用细竹管制成，中部镂空8厘米。在同址167号墓中也出土毛笔一支，与168号墓出土的毛笔基本相同。
上述两支汉初毛笔，笔杆都比战国晚期和秦代的毛笔为长，笔头直径也稍大。因笔毛已朽，笔头长度不能确定，但根据直径推测，笔头不会比秦代笔头短。隶书自汉代起业已成熟，盛势空前。汉隶字体较大，波磔〔zhe哲〕增粗，字形弛张流放。为适合这种字体书写，笔杆长度、笔头直径及长度也随之有了增加。
1930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弱水)地区，汉代居延烽燧遗址(汉时称居延泽)，发现一支西汉毛笔，这就是著名的“汉居延笔”。笔杆木质，整支笔杆劈为四爿〔pan盘〕，合成圆杆，笔头被夹入末端，外缠以细枲〔xi洗，一种麻〕，表面涂漆固定，笔杆顶端用木帽束缚。笔杆长20.9厘米，笔头长1.4厘米，径0.6厘米。这种结构，可在笔头用废后，拆开笔杆更换笔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退笔”。
历史上有退笔冢〔zhong肿〕的故事。相传在陈、隋时，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永欣寺僧人智永(“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练字异常勤奋，“积年临书《千字文》，得800本，……所退笔头置之大竹簏〔lu鹿〕，簏受一石〔dan旦〕余，而五簏皆满，取而瘗〔yi益〕之，号退笔冢”(《书法正传》)。这也说明，直到隋代仍有可更换笔头的毛笔在使用与流行。
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汉代制笔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专门制笔的工匠，可能还有制笔作坊，以及负责监管制笔的官吏。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市磨咀子49号汉墓出土一支毛笔，杆颖均完整。杆长21.9厘米，径0.6厘米，笔头长1.6厘米，外覆黄褐色狼毫，笔尖为紫色。笔杆竹质，端直均匀，顶端削尖，嵌笔头段稍内收，在0.8厘米长度上扎缠丝线及涂漆。值得注意的是，在笔杆中部有阴刻隶书“白马作”三字。又在同址2号墓，也出土毛笔一支，笔杆竹质，长20.9厘米，上尖下圆，末端外径0.7厘米，笔腔径0.6厘米，嵌笔头段也扎缠丝线和涂漆。这支笔杆上有阴刻隶书“史虎作”三字。从两支笔杆上的刻字推测，“白马”、“史虎”可能是制笔工匠的名字。
汉代应劭在《汉官仪》上说：“尚书令、仆、丞、郎，月赐赤管大笔一双，篆题曰：‘北工作楷’”(一作“北宫工作”)。再有《西京杂记》(书虽实为晋代葛洪著，但内容多为西汉逸闻佚事)上说：“汉制天子笔，……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从“皆”字看，是批量制作，并有官吏监管制造。由这两则记叙，联系到上述出土实物，可以推知，汉代制笔业已较发达，毛笔已有较大量的生产。
有一则故事也可从侧面反映上述情况。《淮南子》说：“仓颉作书，鬼夜哭。”高诱注以为“鬼或作兔，兔恐见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认为是把“兔”字误写成“鬼”字了，生活在汉代的高诱所以有如此的注释，也反映了当时大量取兔毛制笔的事实，致使汉兔“夜哭”了。
汉代制笔业的发展，也表现在制笔技术的改进与提高上。从甘肃省武威市出土毛笔看，笔头外覆狼毫披毛，笔心及锋(笔柱)由黑紫色毛所制，经认定，是兔箭毛。说明此时制作毛笔，已经注意利用不同毛类特性，选用刚劲锐细的兔箭毛做笔柱，而用较软、弹性稍逊的狼毫覆于外层。这样制出的笔，因为有笔柱，书写时不分绺〔liu柳〕，不开岔，又可增大储墨量。这就是现在所谓的“披柱法”。“披柱法”的发明，是毛笔制造工艺的重大改进，流传至今，仍然是我国毛笔制作的主要方法，现在我国生产的毛笔，大部分采用“披柱法”制作。
汉代制笔技术的改进提高，还表现在对笔的造型与装饰的追求上。《文房四谱》载有西晋哲学家、文学家傅元(即傅玄)所说：“汉末一笔之柙〔xia匣〕，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桢，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绣之衣，践雕玉之履。”由此可看出，当时制作的精品笔具是如何华贵，何等考究。
汉代制笔业的发达，与社会需要和书法的发展直接相关。汉代曾规定八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shu书〕书、隶书)为学童应试的内容。当时有谚语说：“何以礼仪为，史书而士宦。”汉代称隶书为“史书”。就是说，只要字写得好，就是知礼仪，就可为官，为宦。由于社会生活中对书写的需求日增，便产生了简便易写的“隶书”，又产生了“汉隶之捷”的“草书”。(章草与今草)，以后又出现正楷与行书。汉代可谓诸体已臻完备。多种字体的书写，特别是在其书法艺术上的要求，自然推动了毛笔的改进与发展。
汉代书法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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