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聿’字或以‘聿’为偏旁的字也尽可以得以证明。甲骨文有‘聿’字作‘
’，‘画’字作‘
’，金文也大抵相同。 ‘聿’即古笔字，像右手执笔，《说文》解释为‘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郭璞注：‘蜀人呼笔为不律也’。朝鲜呼笔为Put，越南呼为But，日本呼笔为Fude(所谓‘训读’)或Hitsu(所谓‘音读’)；前者是古音，后者是今音。这些读音，无论古今中外，都是笔音的转变。”
后来在台湾省的考古学家董作宾在《甲骨学五十年》一书中，谈到甲骨文书契的问题时也说：甲骨文中一些字“是用朱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笔顺起讫，笔锋收敛，十分清楚，因而可以断定，殷代写字确是用精良的毛笔”。
上面我们从古代遗存的纹饰与字迹上推断，远在殷商乃至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毛笔。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些毛笔实物。历史上，由于考古发掘工作进行的较少，加之毛笔易朽，较难保存，长期间毛笔的实物很少发现。近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经广泛发掘，已有不少毛笔实物出土。
我国现存最早的毛笔实物，是1954年6月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战国晚期楚墓里的一支毛笔。笔杆竹质，长18.5厘米，直径0.4厘米。笔头为优质兔箭毛(即紫毫)，长2.5厘米。有竹管笔套，长23.5厘米。此笔与现在毛笔有些不同，一是将笔毛围在杆的一端，用细丝线缠绕，外面涂漆，使其牢固，而不是将笔毛插在杆腔内。这与东汉蔡邕在《笔赋》中所描述的“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的情况相仿。二是笔套的用法与现在不同，笔套很长，毛笔出土时是整体装在笔套中的。
由于有了上述楚笔实物的发现，确凿无疑地说明了，至少早在战国时代，就已有了毛笔，这样也弄清了毛笔是否由蒙恬发明的问题。晋代崔豹的《古今注》对蒙恬发明毛笔的说法早就提出过质疑：“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唐代徐坚等辑的《初学记》，对蒙恬造笔更持否定观点，如说：“秦以前已有笔矣……”再有，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引《博物志》说：“蒙恬造笔，以狐狸毛为心，兔毛为副，心柱遒〔qiu囚〕劲，锋鋩〔mang忙〕调利，故难乏而易使。”按照这一说法，蒙恬所造之笔，用料已多样，是属于兼毫之类的毛笔，制造方法与工艺也较复杂。这种兼毫毛笔，不可能是原始或初期的毛笔。所以也有人说，所谓“蒙恬造笔”的“造”字，指的是制造之“造”，而不是创造之“造”，即不是发明的意思，看来这种说法还比较有些道理。蒙恬虽不是毛笔的发明者，但他改进了毛笔的制作技术，在文化史上也是有贡献的。
蒙恬时的秦代毛笔，已有实物发现。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部睡虎地11号秦墓里，曾出土三支毛笔。这些毛笔的笔杆下端较粗，镂空成腔，笔头栽入腔内，与现代的毛笔已很相似了。这种结构能较好地克服因笔毛束缚在笔杆外围，中心有空隙，笔尖容易岔裂的缺点，在制笔史上是一大进步。
这三支毛笔的笔杆上端都被削尖，看来很可能属于历史上所说的“簪笔”。关于簪笔，《汉书》上说：“(张)安世本持橐〔tuo驼〕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这是说，当时在朝廷负责记言的史官，为了奏事录事时使用毛笔方便，将笔端削尖，插在发束或帽冠上，顺手可取，随手可放。再有，簪笔也是古代的一种冠饰。此虽为汉事，但汉承秦制，上述笔端削尖的秦笔当属“簪笔”。
秦代文字上进行了重大改革，一是统一了文字，由大篆改为小篆；二是推行传说由程邈“创造”的隶书。秦笔的制作已较进步，功能也较完善，这是与当时文字改革及文化艺术的发展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