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陈读书写作。从1934年开始,陈的女友潘兰珍移居南京,经狱方许可,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到狱中照顾陈生活。因其有病,狱方同意在治病之外,同狱的濮清泉和罗世藩每周可去做一次看护,发病时则不受此限。
陈独秀的友人们从各个方面对陈进行帮助:蔡元培主要是对陈作政治营救;高语罕主要是帮助陈处理上海的家庭事务;章士钊除为陈辩护之外,还介绍医生为之看病;汪原放主要是为陈寻找和寄送他所开列的各种书籍;陈的学生、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处长的段锡朋在陈被捕后就前来探监,为陈带出给其他友人的信件,多次赠送衣物食品,后来潘兰珍来南京,也是借住在段家;陈公博、蒋梦麟、杨亮功等人也前来探望,赠衣送食。
1936年,托派陈ib.其昌希望能将与左联发生龃龉的鲁迅拉入托派阵营,曾写信给鲁迅,支持其反对周扬。鲁迅对陈其昌极为不屑,在公开信中对其嘲讽一番。陈独秀得知后,在狱中写信责问托派,为什么对鲁迅发生幻想,说:“鲁迅之于共产党,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
一天,国民党教育部政务处长段锡朋到监狱拜望陈独秀。段锡朋等表示,将努力与政府周旋,以期早日保释他出狱。陈答:“我现在虽然是有期徒刑,实际上是无期徒刑。我现在年事已高,哪能等期满出狱呢?现在我真不愿出去,那有像这个地方清静安适。”段又问他是否需要冬季御寒的棉衣,他又十分开心地说:“我先后收到送我的皮袍有十四件之多,正苦无法遣送呢。”
抗战爆发后,日军空袭南京,陈独秀狱室被炸塌。胡适恰好正在南京参加庐山谈话会,听说后大急,会同张伯苓、陈中凡等人多方奔走呼吁,要求释放陈独秀。胡适还写信给汪精卫,请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8月21日(距离狱室被炸8天),司法院院长居正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呈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当日即批准呈文,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司法院旋即又给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司法行政部马上在报上刊登释放陈独秀的明令,整个过程竟然在一日内完成。于是,陈独秀获释出狱。
陈独秀出狱时,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原共产党员)来到狱所。丁对陈说奉上级之命,备有专车,接陈独秀及其夫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去住。陈坚决拒绝了,并向丁表示,他已接受了傅斯年的邀请到他家暂时安身,丁只有叹息作罢。
陈独秀出狱的当天,天津的《大公报》发表了题为《陈独秀减刑》的短评,对他的出狱寄予了厚望:“当国家大危难之际,大家的思想和行动都已统一在一个情绪之下,对日抗战之外,再无其他问题。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