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家祖辈虽侨居海外多年，却一直谨守中国的传统，谨记自己是中国人。辜鸿铭的父亲每逢过年必祭祀祖先，自己拜祭祖先牌位后，让两个儿子跪下叩拜，并对他们说：“我们的祖国在遥远的地方，但不论我们身在何处，都不能忘了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
1867年，年仅10岁的辜鸿铭随布朗夫妇去英国时，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道：“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父亲又摸着他脑后的辫子叮嘱道：“第一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
在英国，辜鸿铭每天出门，街上的小孩们总在他后面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但辜牢记父亲的叮咛，不敢剪辫发。一次，他在饭店上厕所，被女管理员拽出，塞进女厕所。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减掉小辫子。
一次，辜鸿铭在电车上看泰晤士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见他样子可笑，出言侮辱。辜并不理会，只是将报纸倒过来看。英国人见后愈发嘲笑道：“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辜听罢，用纯正娴熟的英语将整段文章朗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布朗曾对辜鸿铭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义父的话，辜从此铭刻于心。
辜鸿铭私下对慈禧太后颇有微词，却竭尽全力在外国人面前维护慈禧的形象。慈禧被认为是庚子之变的罪魁祸首，辜却竭力为之辩护，将慈禧尊为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称她为“满洲文明之花”、“中华文明之花”，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既具有高贵的灵魂，又不失单纯童心的伟大女性的话，那就非刚刚故去的皇太后莫属了。”
一次，有个英国人当着辜鸿铭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并且有奇妙的记忆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你们的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辜回敬道：“这只能表明你这个可怜的英国佬，不幸忽视了自己的教养。”
辜鸿铭极力对外国人宣传中国的优点。一次，他携眷回厦门小住，同船的外国老太太问他道：“辜先生，请你给我一点意见，我这次是到厦门去养病的，你说，这地方是不是适宜的？”辜马上回答：“适宜之至。当初我到厦门时，也是养病，那时我一句话不会说，一步路也不能走，随地尿痕屎迹，苍蝇飞舞，我就不得不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一直到病好了才离开厦门。”老太太一听非常高兴地问道：“辜先生，你在厦门住了多久？”辜竟答道：“我是在厦门出生的。”
辜鸿铭认为，中国向来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欧洲的宗教战争，中国的儒释道，各有各的自由，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中国也没有阶级争端，只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中国没有永久的强制征兵，也没有警察；中国人行动自由，不像国外居留要有证件，来往要有护照；中国只有土地税而没有人头税，所以无产者容易存活，不会经常爆发革命。
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起针对中国的“黄祸论”，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主张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此，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进行驳斥。美国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辜鸿铭任张之洞幕僚时，某外国顾问起草文件，问辜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到书架上搬下一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丢在洋顾问的案头：“自己查去！”
张之洞进京时，端方代理总督一职。时恰逢慈禧寿辰，举国同庆，端方以纺纱厂作为庆祝地点，并在厂里准备一间房屋作为总督休息之所。端方至时，休息室内有两名外国人，端方媚外，对辜鸿铭说：“我要和他们谈一谈，你来翻译。”辜应了，进去却对两名外国人说：“这是我们总督预备的房间，请你们赶紧出去。”两人慌忙走出。端方见二人狼狈而出，莫名其妙。辜此举之意，是为中国存国体。他认为，这来历不明的两个外国人最多也就是寻常商人，我大清国堂堂总督，不应轻易与之交谈。
一次，辜鸿铭在电影院看电影，想抽烟时发现火柴已经用完。他认出前面坐的是位苏格兰人，就用一尺多长的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脑袋，平静地说：“点着它！”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不知辜是何人，赶紧掏出火柴，胆战心惊地点着了辜的烟锅。
辜鸿铭曾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位美国女人坐在辜鸿铭旁边，她看着这个奇怪的中国老头，一时找不到话题。上汤时，她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英语，一字一顿地问辜道：“likke soupee？”（喜欢这汤吗？）辜有礼貌地点头微笑。美国女人以为辜连最简单的英语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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