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中日教授、学生的互访活动。吉野作造在1919年6月5日在黎明会讲演会上，首先建议邀请北京的教授一名，学生二三名来日本东京进行恳谈。并把此意写信告诉李大钊，不久就收到李大钊的回信，积极响应吉野的建议并热情邀请他访华。吉野作造认为日中青年交流的计划，不仅是我们少数同志的事，希望今后能成为广大国民的工作。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吉野作造和东京大学教授学生代表团访问中国的计划未能实现。1919年秋天，吉野的学生，宫崎滔天的儿子、东京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宫崎龙介访问中国，到过北京和上海。在北京时曾与李大钊、陈独秀及其他进步人士会面交流。当时李大钊写给宫崎龙介的两封亲笔信和一封给吉野作造的信，至今还珍藏在宫崎家中。
由吉野作造倡议、李大钊大力支持的北京大学教授、学生对日本的访问，终于在1920年5月实现。赴日的是北大教授高一涵和学生黄日葵、康白情、方豪、徐彦之、孟寿潜。他们基本上都是李大钊指导和支持的北京大学学生进步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的积极分子。李大钊还为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宫崎龙介。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抵日后，与当时日本大正民主运动中的许多进步团体、学生组织、著名的学者、作家、记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广泛接触与交流。他们在东京曾出席中国留日学生举行的五七国耻(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日期)纪念会、东京大学新人会晚餐会、东京大学辩论部和十七日会的演讲会，早稻田大学建设者同盟的演说会。在京都，与同志社大学师生举行了恳谈会，还出席了京都民本主义团体六日俱乐部主办的欢迎恳亲会，有京都各学生团体和工人团体的代表参加，会场上掌声雷动，互相握手，气氛热烈融洽。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他们在所到之处宣传中国五四运动的真相和反对帝国主义与本国军阀官僚的思想，表达了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赢得日本进步人士和广大日本青年学生的理解和同情。同时也亲身耳闻目睹了日本民主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促进了中日两国进步思想的交流和沟通，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北大访日团回国以后，吉野作造即在《中央公论》1920年6月号上发表了《日中学生提携运动》一文，对这次交流活动的意义给予很高评价，指出：“现在日本和中国在精神上有很大隔阂，青年学生之间思想的沟通很有必要，是两国民族真正的亲善。”
五四时期及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说明，尽管19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中国作为侵略的主要对象，发动了一次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通过两国人民长期艰苦的努力，1972年终于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恢复，1978年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日文化交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