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们抓紧一切机会，调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状况，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收集各类书刊、资料、地图。藩士们还详细记录了这次上海之行的亲身经历和调查的成果，其中许多人都写下了一种或数种日记或笔记，为研究幕末日本人的中国观和中日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最突出的是当年23岁的荻藩士高杉晋作。他是吉田松阴的学生，后来创建了奇兵队，成为著名的维新志士。他在这次上海之行过程中，一个人就写了五种日记与笔记，即《航海日录》、《上海港留日录》、《长崎淹留日录》、《内情探索录》和《外情探索录》，合称为《游清五录》。佐贺藩士中牟田仓之助，明治维新后被封为子爵，是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始人之一。他也写了好多种记录，如《从长崎至上海航行日记》、《上海行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唐国上海道台应接书》、《上海渡航日记》等。此外还有佐贺藩士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尾张高须藩士日比野辉宽的《赘疣录》和《没鼻笔记》，肥前大村藩士峰源藏的《船中日录》、《清国上海见闻录》，滨松藩士名仓予何人的《海外日录》、《支那闻见录》、《沪上笔语》等。同行的长崎商人松田屋伴吉也写了《唐国渡海日记》。
从藩士们的日记笔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中国观有个变化的过程。千岁丸刚进上海港时，他们看到江里众多的船只和江岸耸立的高楼，大多赞叹上海的繁荣。可是当他们上岸漫游上海城内外时，就发现与外滩租界内的华丽洋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旧城中国人居住区的肮脏和混乱，还有鸦片烟毒的泛滥。他们还亲眼看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虚弱。尤其是清政府出卖主权勾结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以至西方侵略者在上海横行霸道，连上海城内的孔庙等处都成了英法军队的兵营，使日本藩士们也感到很气愤。高杉晋作等藩士通过这次上海之行，总结中国的教训，认为只有革新政治军事，才能对外维护民族独立、对内铲除暴政并防止农民起义。这种认识成为他们形成倒幕维新思想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