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是东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日两国先后被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门户，在炮口下实现了开放，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东亚历史进入了近代时期。通过中日文化交流，一批介绍世界史地和论述鸦片战争的中国著作传入日本，很快被翻印、翻译而广泛流传，在日本有识之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对日本了解西方文化和维新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中国鸦片战争时期进步思想家魏源的著作对日本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阴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受到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一批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抵御外敌的方法。鸦片战争及战后闭关大门的开放，也使他们能够通过搜集传入中国的外国报刊、书籍和地图，以及战争中审问俘虏和向外国商人、传教士直接探听等方式，获得许多西洋知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出现了第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和现状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
魏源(公元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曾就读岳麓书院，1822年考中举人，长期担任江苏地方官的幕僚和州县官。有大量著述和诗文传世，是清代中叶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1841年6月，曾任钦差大臣领导广东禁烟和抗英斗争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遭到投降派打击陷害，在革职流放途中，经过镇江，会见了好友魏源。两人同宿一室，彻夜对榻长谈。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组织人翻译英国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而编成的《四洲志》手稿，和其他一些摘译的外国资料，都交给了魏源，嘱托他进一步研究外国史地，编纂一部新书。魏源受托后立即动手，埋头著述，除了引用《四洲志》全文外，还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名家著述70多种，以及各种奏折等其他史料，终于在1842年12月，编成《海国图志》50卷，以后他又陆续加以修订增补，1847年补充为60卷，1852年又增加到100卷。百卷本全书约88万字，并有各种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42页。其内容除了包括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四卷，以及《夷情备采》三卷和关于仿造西洋船炮及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论述、图说十多卷。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己编撰的关于世界史地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当时一部内容最丰富的有关世界知识和海防的百科全书。此外，魏源还著有记述清代历次战争的《圣武记》等书。
魏源的著作，作为清代中国赴日本贸易商船带去出售的中国书籍传入了日本。根据长崎图书馆保存的江户时代进口中国书籍的原始记录，可以查到魏源的《圣武记》一书最早是1844年由中国商船带进一部，被老中(幕府将军以下最高级官员)阿部正弘买去。1845年又输入一部，为老中牧野忠雅所购。1846年，中国商船带去三部，分别被老中青山忠良和户田忠温买去，可见当时日本幕府执政者对《圣武记》的重视。魏源的《海国图志》首次传入日本是1851年，由中国赴日贸易商船带去三部。但是由于发现书中有涉及天主教的违禁文字，根据幕府法令要上交处理，后来其中两部由官方御文库和学问所征用，另一部被关心世界形势的老中牧野忠雅买去。第二年，又输入一部《海国图志》，由长崎会所保存。1854年，中国两艘商船一共带去《海国图志》15部，被官方征用七部，在市场上出售八部。到1859年，由于《海国图志》在日本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已经涨了两倍多。
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圣武记》传入日本以后，很快就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欢迎，纷纷加以翻译、训解、评论、刊印。仅仅从1854到1856年这三年之内，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有21种，其中翻刻本(按原文刻印)和训点本(在汉文上下旁边加上训读符号或假名)有六种，和解本(日文译本)有15种。一部著作在出版后短短几年内，竟然在另一个国家出现这么多种版本的译本，这恐怕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史上也是罕见的。魏源的另一部名著《圣武记》在日本也有《圣武记采要》、《圣武记附录》、《他山之石》等好几种版本的翻刻本。
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为什么会引起日本人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海国图志》等书使他们大开眼界，不仅提供了大量世界史地知识，而且还总结了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加强海防、抵御外敌的建议。这对于幕末不太了解世界形势又面临西方列强侵略、急于加强海防的日本人来说，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因此日本人士称其为“有用之书”、“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可以说《海国图志》等书影响了日本幕末一代知识分子，尤其给予那些要求抵御外敌、革新内政的维新志士以启迪，从而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1864年)，是日本幕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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