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从贞观到开元年间，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国力强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杜甫在《忆昔》一首诗里描绘了当时的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lin凛〕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wan丸〕鲁缟〔gao稿〕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种情况与隋末“万户城廓空虚，千里烟火断灭”的惨状，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巨大变化，与唐代经济立法的作用，有密切关系。
(1)均田法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我国北方及中原地区屡经战乱，出现许多荒地。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许迁移。
唐高祖为了恢复残破的经济，满足征收赋税和兵役的需要，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制定了均田法，该法规定，18岁以上男丁，由国家授给田一顷(100亩)，其中2/10(20亩)为永业田，8/10(80亩)为口分田。老男、残疾人给田40亩，寡妻、妾给田30亩。如果是户主，加给20亩。这些人的永业田也是20亩，其余为口分田。永业田归受田人私有，死后传给继承人。在一定条件下(如迁徙到荒僻边远地区)可以把田地卖掉。口分田为国家所有，不许买卖，受田人死亡，由官府收回，另行分配。
均田法不仅使小土地私有制得以形成，保证了农民的生活资料，也保证了地主的剥削收入。唐律还规定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禁止买卖转让，禁止兼并土地，禁止土地荒芜，违者要受到刑罚制裁。
各级官吏可以依照官品或勋爵获得永业田。其具体数额是：亲王100顷，职事官正一品60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50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40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35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25顷，职事官从三品20顷，侯、伯、子、男等爵位若职事官各分得14、10、8、5顷。各级官吏所分得的永业田可传子孙，即使子孙犯罪除名，所分之地也不收回。除此之外，各级官吏还有临时赏赐的赐田，还有作为薪俸一部分的职分田等等。
到唐代中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逐渐激烈起来，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迅速扩大，国家已没有直接控制的土地可授予农民，因而难以直接控制劳动者，均田制度陷入危机之中。到武则天统治时期，农民破产逃亡严重，“天下户口，逃亡过半”?(《旧唐书·韦嗣立传》)。中唐以后，天下动乱，地主随意兼并土地，朝廷允许通过订立契约形式使这种掠夺土地的行为合法化，均田制遭到破坏。
(2)租庸调法
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在推行均田制的过程中，在赋役制度方面还颁布了租庸调法。租，是按丁缴纳的田租，即地亩税；庸，即徭役，不服力役时，可缴纳一定的实物替庸，也叫“输庸代役”；调，是户调，按丁缴纳一定的织物和棉麻。这种新法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将地租与徭役合一的赋役制度。该法规定，租，凡授田者成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斛，亦称田赋；调，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或绢、絁〔shi施〕二丈，丝绵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服役20日，闰年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纳庸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违反规定的，处笞刑40直至死刑。但是，在政府不急需劳力的情况下，可以纳绢布代替劳役，农民得以有较多时间参加生产。贵族、官吏等不负担租、庸、调。这个新法令比隋炀帝时的横征暴敛大大减轻了，农民能够生活下去，封建国家和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也有所减弱，社会经济渐渐复苏。
唐代的租庸调法，赋役量比较稳定，赋役的减免规定也较详备，并得到法律的确认。到唐中后期，由于均田制受到破坏，租庸调法失去存在基础，租庸调制被两税制所代替。
(3)两税法
唐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瓦解，土地兼并，人丁流失，户籍不实，租庸调制失去存在的基础，无法继续施行。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维持唐王朝的赋税收入，防止人民起来反抗，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在著名封建政治家、宰相杨炎建议和主持下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是封建税制的一种新形态，它是以劳力、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确定纳税的等级，不再分地租和力役，合诸税为一税，统一征收，税额多少，与男丁多少已没有联系。“两税”，包括地税和户税。地税，即田亩税，以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数字为依据，按亩纳米麦；户税，即资产税，以户为征收单位，不论主户、客户一律在当时居住的地区登记，编入户籍，按户等高低定税钱。官府按贫富把居民分为九等户，具体规定每个户等的税额。虽仍以实物计征，但要折合为钱帛，主要征收货币。两税法规定全年分夏、秋两次摊征，夏税不得过6月，秋税不得过11月。所谓摊征，是指没有固定税率，征收总额由朝廷依据需要分摊给各州县。没有固定居住地的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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