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51年2月16日彭德怀命令西线阻击部队全部转移至汉江以北为标志，结束了它第一阶段的战斗。
彭德怀的分析是：中国军队以高度的战斗精神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战斗，致使美军平均每天的北进速度仅为一公里。但是，我军没有根本摆脱被动挨打的状态，战线在不断地向北推移。
中央军委派出的第十九兵团于2日从安东出发，要到达前线最早也得四月。后勤运输依旧困难，部队弹药缺乏和饥饿状况没有解决。为此，必须继续撤退，等待补充部队的到达和后勤供应的改善。总之，要“争取两个月的休整时间”。
17日，彭德怀致电各军，对第四次战役做了如下总结：从此次敌人进攻中可以看出，不消灭美军主力，敌人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这就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同时这次放入之进攻，比第一、第二次战役时敌人之进攻不同之点是：兵力多，东西两线兵力靠拢；纵深大，齐头并进，先后呼应。经我韩集团顽强积极防御，二十三天毙伤敌万余，致敌未能占城，吸引敌主力于汉江以西，并赢得时间，使我邓、金集团歼灭横城地区伪八师、美二师一个营及伪三师、五师各一部，共毙伤俘敌约一万二千人，取得反击战的第一个胜利。但胜利极不完满，未能造成适时切断敌之退路，使被围之敌大部逃脱。
十三、十四两晚上，攻击砥平里之敌，虽有进展，但敌迅速纠集三个师增援，进至横城之敌虽被击溃和歼灭，但原州敌纵深仍未打破。各个歼敌时机已慢一步，遂将主力转移到上荣峰里、洪川线及其东西地区待机歼敌。
彭德怀对中国军队的撤退是有顾虑的。
退肯定要退；但是，退的速度不能太快，退的距离不能太远。
不能影响中国军队的士气。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要考虑政治上的影响。彭德怀对洪学智说过这样的话：“人家会责问我们，你们怎么回事？上一仗打得那么好，一下子打到三七线，怎么这一仗又一下子撤得那么远？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向民主阵营、向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交代？”
彭德怀给各军制定了“撤退指标”，明确规定一天最多能退多少公里。而且指出：只要敌人不进，我就不退，敌人退了，我还要进一点。
明确出“撤退指标”，在战术上是不科学的。中国军队的战术传统是：撤退就要大踏步地撤退，以保存实力；在大幅度后退和前进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但是，朝鲜战场有其特别的特点，志愿军既要力争歼灭敌人，又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朝鲜半岛的地势地形也不允许中国军队大踏步地进与退。然而，战争的残酷在于，这一点又恰恰给了李奇微制定的“磁性战术”以可乘之机，他最担心的是和中国军队脱离接触而寻找不到战机。
第四次战役中，在接触线的节节阻击给中国军队带来的巨大的困难和士兵的巨大伤亡就是一个无情的例证。
军事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下一步到底怎么打下去，彭德怀在痛苦与矛盾中萌发了回一趟北京的念头。
就在彭德怀决定撤出砥平里战斗的16日，他曾致电毛泽东：我拟乘此间隙，遵照前电利用月夜回中央一次，面报各项。如同意我拟二十一日晨到安东。为争取时间，请聂总备专机在安东等我，以便当日即可到京，如何盼复。
在部队处在最危急的时候，作为主帅的彭德怀提出回京，已足见彭德怀此刻迫切需要中央了解到朝鲜战场上最真实的情况。
前线最吃紧的问题，彭德怀认为是兵力的不足。他曾连续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打电报陈述困难，催促第十九兵团尽快到达，直到14日，中央军委来电如下：在这次战斗中，如敌乘胜急进，二月底即可到达金川、铁原之线，而我十九兵团无论车运或步行均无法于同时赶到金川、铁原之线。十九兵团正在运途中，过江后因列车拖得少，需二百四十列车。如按三路每夜只能发九列车，需二十七天才能运完，按两路则需四十天。但到达平壤、龟城、球场后，仍需步行，而一切物资都将停运，这是不能设想的事。
彭德怀接电后，不安和忧心加剧了。鉴于目前中同军队的处境，他认为有关战场的实际情况用电报说明既费时又说不清楚，他必须回去把一切当面谈清楚。
毛泽东回电同意彭德怀回京。
彭德怀简单交待了一下工作，于20日匆忙上路了。他带行参谋和警卫员，乘吉普车，沿着弹坑累累的公路向北疾驶。21日晨进入中国国境，到达安东，在那里直接上飞机。飞机降落沈阳加油的时候已是中午，前来迎接他的军政首长请他到休息室休息和吃饭，彭德怀眉头紧锁心情恶劣：“我不吃饭也不休息！你们别管我！”他就站在飞机上等，飞机加完油后，立即飞向北京。
下午13时，飞机降落在北京的机场，彭德怀立即让司机开往中南海。当得知毛泽东不在中南海而在西郊玉泉山的静明园时，他又立即往那里赶。到了静明园，因为毛泽东在睡午觉，秘书和警卫人员不让他进去。谁都知道毛泽东的习惯是夜间工作，天亮时才休息，而且入睡艰难，他的午觉一旦睡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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