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令的声音。我既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去向。自打我那天从驱逐舰上落水之后，我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漫无头绪地移动。这一天清晨，我继续移动着，不知道目的地，甚至也不知道这群辛勤友好的人准备把我怎么样。
苦行僧的故事
从我被发现的地方到穆拉托斯村的路很长，也很不好走。人们把我安置在一张用两根杠子挂起的吊床上。每根杠子的两头各有个人抬着，在灯火的照耀下，行进在一条狭长而弯曲的小路上。我们明明是在露天地里行走，可被灯光一照，感觉就像是在一间密不通风的屋子里一样热得难受。
八个人分两组，每半小时一换。换岗时，他们会给我喝点儿水，吃几块苏打饼干。我倒是很想知道他们准备把我抬到哪里去，想拿我怎么样。可那群人之间什么都谈，就是不谈这个。人人都在开口说话，只除了我。领队的警长不允许任何人走到我身边来和我说话。远远地我能听见人们的叫喊声、号令声和议论声。我们到达穆拉托斯村的那条长街时，警察根本无法阻止涌上前来的人群。这时大概是早晨八点钟。
穆拉托斯是个小渔村，没有电报所。离它最近的镇子是圣胡安–德乌拉巴，那儿一周两次有小飞机从蒙特利亚飞来。我们到达村子的时候，我还以为已经到了某个大地方，满心以为就会有家人的消息了。实际上穆拉托斯不过是这趟行程的中点。
他们把我安顿在一户人家，全村的人都排着队过来看我。这使我想起了两年前在波哥大，有一次我花了五生太伏去参观一个苦行僧。当时要想去看，得排好几个小时的长队，等上足足一刻钟才勉强能前进半米。而等你最后进到苦行僧待的房子里，只见他被装在一个玻璃柜里，你就什么都不想看了，只想快快从那里出去，活动活动腿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那苦行僧和我的唯一区别就是，他被装在玻璃柜里。当时他九天九夜没吃一点儿东西，而我在海上漂了十天，外加在穆拉托斯村一间卧房的床上躺了一整天。我看见一张张面孔在我面前晃过，有白的，也有黑的，没完没了。天热得让人难受。那时的我已经恢复得不错了，甚至还有点幽默感，心想，完全可以安排一个人守在门口卖票，放人进来参观一个海难幸存者。
人们又是用那张把我送到穆拉托斯村的吊床，把我送到了圣胡安–德乌拉巴。只是随我前往的人多出了好几倍。估计不少于六百人。队伍里还有女人、孩子和牲畜。有些人骑着驴，但大多数还是步行。这一路我们走了差不多一整天。整个路途中，六百人轮流簇拥着我，我觉得自己的体力在渐渐恢复。我猜此刻的穆拉托斯村大概空无一人了吧。那天一大早，发电机就开始工作，收音机的音乐声传遍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热闹得像是赶集一样。而我作为这场盛会的中心和源起，继续躺在床上，全村的人又一次排成长队来看我。就是这同一群人，不忍心让我一个人上路，便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陪我去圣胡安–德乌拉巴，把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塞得严严实实。
路途中，我又渴又饿。那几小块苏打饼干、几小口水确实能缓解问题，但同时更刺激了我的辘辘饥肠。到达圣胡安时的场面使我想起了村社过节的盛况。这个小巧秀丽的镇子里的所有居民，像是被海风吹出来似的，全都跑出来看我。幸好事先采取了一些措施应对那些好奇的人们。人们聚集在街头想要围观我，警察成功地制止了他们。
我的旅行到此算告一段落。翁贝托·戈麦斯大夫是第一位给我做了详细体检的医生，他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在体检结束之前他一直忍着没告诉我，因为他想先确认我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了。他在我脸上轻轻拍了拍，带着和蔼的微笑，对我说：
“已经备好了一架小飞机把您送到卡塔赫纳去。您的家人正在那里等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