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到做到，果然回来了。我没等多久，不超过一刻钟，他就赶着驴回来了，驴背上两个筐都空了，来的还有那个拎着铝皮小锅的黑人姑娘，后来我得知那是他妻子。而那条狗一直都没有离开。它不再舔我的脸和伤口，也不再围着我嗅来嗅去。它在我身边卧了下来，一动不动，似睡非睡，直到看见那头毛驴出现。它跳起身来，尾巴摇个不停。
“您还能走路吗？”那男人问我。
“我试试看吧。”我对他说。我试图站起身来，却迎面扑了下去。
“还不能。”说着那人扶住了我，没让我摔倒在地。
他和他的妻子一起把我扶上了驴背，又一边一个托着我的胳膊，催动了毛驴。狗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
沿路到处都是椰子。在海上我忍住了口渴。可到了这里，骑在驴背上，沿着狭长弯曲、两旁长满了椰树的小路前行，我觉得我一分钟都忍不住了。我请那男人给我点儿椰汁喝。
“我没带砍刀。”那男人说道。
可他没说实话。他腰里明明就挎着一把砍刀。那时哪怕我还有一点点力气，都会把他的砍刀抢过来，削开一只椰子，把里头的汁水一股脑儿喝下去。
后来我才明白那男人为什么不肯给我椰汁喝。他事先去过离发现我的地方大约两公里的一户人家，那家人告诉他，在医生没给我做检查之前，最好不要给我吃的。而最近的医生在圣胡安–德乌拉巴，离这里有两天路程。
走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到达了一所房子。那是路边一座简陋的小屋，用木板搭起来的，房顶上铺着锌皮。那里有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一起动手把我扶下了驴背，带进卧室，让我躺在一张粗布床上。一个女人去了趟厨房，端来一小锅用桂皮煮的茶，在床边坐下，用勺子喂我。我急不可耐地喝下第一口，等到第二口下肚，我就觉得自己重振了精神。于是我不想再喝了，只想倾诉自己的经历。
他们谁也没听说过那次事故。我尽量给他们解释，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想让他们知道我是怎样逃过一劫的。我先前一直以为，不管自己是到了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人们都会知道那次海难的。当我了解到自己想错了，不免有点沮丧，这时那女人还在一勺一勺地喂我喝桂皮茶，就像是在喂一个生了病的孩子一样。
我好几次坚持要给他们讲我身上发生的事。四个男人以及两个女人只是站在床前看着我，不为所动。仿佛是在举行某种仪式。如果不是因为已从鲨鱼嘴里、从十天以来海上无数次险情当中死里逃生而心生欢喜，我一定会想，这些男男女女恐怕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吧。
故事终于有人信了
喂我喝桂皮茶的女人很和气，却不容我展开话题。每次我想讲讲自己的故事时，她总是对我说：
“现在您什么话都不要说。以后再慢慢讲给我们听。”
那时的我无论手边有什么东西都能吃下肚去。午饭的香气不断从厨房飘来。可不管我怎么央求都无济于事。
“等医生来看过您之后，我们会给您吃东西的。”他们这样告诉我。
可医生一直没来。每隔十分钟他们便喂我喝几小勺糖水。女人当中最小的那个还是个孩子，她用布条蘸温水替我擦拭了伤口。一天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我心里也慢慢轻松了许多。我确定自己遇上了好人。如果她们不是一点一点喂我糖水，而是一下让我吃个饱，我的身体肯定会受不了的。
在路边遇见我的那个男人名叫达马索·依米特拉。三月九日，也就是我爬上海滩的那一天，上午十点钟，他去了邻近的穆拉托斯村一趟，回到我所在的路边小屋时带来了几名警察。他们也对发生过的惨剧一无所知。穆拉托斯村就没人听说过那件事。那个村子里没有报纸。只有一家小店铺里安了?个发电机，带动一个收音机和一台电冰箱。但平时也没人听新闻。后来我才知道，当那天达马索·依米特拉告诉警长说在海滩上发现了虚弱不堪的我，我还自称是卡尔达斯号驱逐舰上的一员时，他们就启动了发电机，整整一天都在听卡塔赫纳的新闻报道。可那时收音机里已经不再谈论那次事件了，直到天黑以后，才有只言片语提及那次事故。于是，上至警长，下至全体警员，再加上穆拉托斯村里的六十个人，都出动前来帮助我。夜里十二点刚过，他们涌入小屋，吵吵嚷嚷地把我从梦中惊醒。那可是我十二天以来睡的第一个安稳觉。
天还没大亮，小屋里就挤满了人。整个穆拉托斯村的人——男女老少都有——全都赶来看我。那是我第一次碰到那么一大群充满好奇的人，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倒是有了不少与类似的人群相处的经历。人们举着马灯，打着手电筒。当警长和他的手下把我从床上抬起来的时候，我只觉得后背上被太阳晒脱了皮的地方撕裂般地疼。真是乱作了一团。
那天天很热。在那样一群关切的面孔包围之下，我觉得自己都快喘不上气来了。来到路上，无数马灯和手电筒齐刷刷地照在我脸上。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得耳边的窃窃私语，以及警长大声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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