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二日这天我们接到通知，说是要返回哥伦比亚。我们已经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待了八个月，卡尔达斯号驱逐舰在这里修理它的电子系统和武器系统。在舰船维修期间，全体水兵会接受特殊训练。而不用上课的日子里，我们会干一些所有水兵在岸上时都会干的事情：约女朋友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到港口一家名叫乔艾·帕洛卡的酒馆，大家聚在一起痛饮威士忌，也时不时起起哄打打架。
我女朋友叫玛丽·埃德瑞斯，是我到莫比尔两个月后通过另一个水兵的女友认识的。尽管她学起西班牙语来一点儿都不费劲，我还是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我的朋友们都把她叫成玛利亚·迪莱克西奥（Mary）等同于西语里的玛利亚（María），而埃德瑞斯（Address）在英语里有“地址”的意思，水兵们直接将之换作西语中的“地址”（Dire）一词，此处音译为迪莱克西奥。">。一到假日我就会请她去看电影，可她好像更愿意让我请她去吃冰激凌。我们就这样用我的半吊子英语和她的半吊子西班牙语交流，反正不管是在电影院还是去吃冰激凌，我们总能互相听懂。得这么香。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被这种不安所笼罩。起锚的日子飞快地临近，我一直试图通过和伙伴们聊天来放宽心情。卡尔达斯号驱逐舰已经整装待发。这些天里，我们都情不自禁地谈论各自的家庭，谈论哥伦比亚，也谈及各自回去之后的打算。一点一点地，舰船上装满了我们要捎回家的礼物：大都是些收音机呀电冰箱呀洗衣机呀电炉什么的。我只带了一台收音机。
出发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完全无法排解那种揪心的感觉，于是我做出一个决定：一回到卡塔赫纳，我就脱离海军。我可不想再经受这种航行的风险。出发前一天晚上，我去同玛丽告别，原本是想把自己的担忧和决定一并告诉她的，但后来没那么做，因为我曾向她保证过一定会回来，如果我跟她说以后我不再航行了，她就不会再相信我了。我只向我最要好的朋友、二等兵拉蒙·埃雷拉透露了这个决定，他也对我坦言，说等回到卡塔赫纳他也要脱离海军。拉蒙·埃雷拉和我忧心忡忡，我们约上水兵迭戈·韦拉斯克思一起去乔艾·帕洛卡酒馆喝杯告别威士忌。
本来我们只想喝上一杯，结果一下子喝了五瓶。几乎每晚都和我们厮混在一起的女友也对我们的行程了若指掌，她们决定为我们饯行，要喝个一醉方休，还要痛哭一场以表情义。乐队指挥是个神情严肃的男人，戴了副眼镜，这让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音乐家，他把一组曼波还有探戈曲献给我们，他一定是把这些都当作哥伦比亚乐曲了。我们的女友全都哭了起来，喝了不少一块半美金一瓶的威士忌。
因为最后这个星期发了三回钱，我们决定好好挥霍一番。我是心里有事，想一醉解千愁。拉蒙·埃雷拉则是开心，他一向都开开心心的，他是阿尔霍纳人，打得一手好鼓，还特别擅长模仿各路时髦歌手的演唱。
正当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一个美国水兵走到我们桌前，请求拉蒙·埃雷拉允许他邀请拉蒙的女友跳一支舞，那女伴身材高大，一头金发，是那天晚上喝得最少却哭得最凶的一位——而且哭得真心实意。那美国佬说的是英语，拉蒙·埃雷拉推搡了他一把，用西班牙语回答：“你说的我他娘一个字儿也听不懂！”
那算得上是莫比尔市最热闹的一次打斗了，椅子在脑袋上砸得散了架，还惊动了巡逻的警车，来了不少警察。那个美国佬头上吃了拉蒙·埃雷拉重重的两拳。等拉蒙·埃雷拉模仿丹尼尔·桑托斯唱着歌回到军舰上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他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登上这艘军舰。实际上，这的确是最后一次。
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卡尔达斯号从莫比尔港起航开往卡塔赫纳。一想到要回家，大家都开心不已。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些礼品给家人。最开心的要数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我觉得米格尔·奥尔特加是最仔细和节俭的水兵。在莫比尔的八个月里，他没浪费过一美元。发下来的每一分钱他都用来给在卡塔赫纳等他的老婆买礼物了。军舰起航的这天凌晨，米格尔·奥尔特加在舰桥上待着，还在讲他老婆孩子的事，这倒不算什么稀罕事，因为他只要一开口就不会说别的。他往回带了一台冰箱、一台全自动洗衣机、一台收音机，外加一个电炉。十二个小时后，米格尔·奥尔特加军士长将会躺在铺位上，晕得天旋地转。而七十二小时之后，他将葬身海底。
死神的客人
舰船起航的时候，通常会下达这样一道命令：“全体人员各就各位。”这时每个人必须待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舰船驶出港口。我静静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对着鱼雷发射架，眼见莫比尔的灯火消失在雾霭中，可此刻我脑海里想的并不是玛丽。我想的是大海。我知道第二天我们将驶入墨西哥湾，在一年的这个月份里，这条航线不算太平。天亮后我一直没有看见海梅·马丁内斯·迪亚戈中尉，他是舰上的二副，是这次海难中唯一殒命的高级军..官。他高大魁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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