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读者们争相购买漏过的几期报纸，为的是收集完完整整的报道。专制机关，继承了历届哥伦比亚政府的光荣传统，想通过花言巧语来掩盖事实，就此翻篇儿。他们发布了一份严正公告，否认驱逐舰上装载有走私货物。我们则想方设法为我们的指控寻找证据。我们请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提供了一份舰上拥有照相机的水兵的名单。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正在全国各地休假，我们还是找到了他们，并出钱买到了他们在航行途中拍摄的照片。在连载完成的一周之后，我们出了一期增刊，在登出全文的同时，还特别附上从水兵们那里买来的不少照片。从这些拍摄于公海上的朋友们的合影上可以看到，背景中摆放着不容置疑的走私物品的纸箱，上面甚至还可以看见厂家的商标。专制机关面对这一重击，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弹压手段进行报复，最终让我们的报纸在几个月之后关张了事。
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遭遇种种威胁利诱，尽管如此，对这篇记述，他没有否定过哪怕一个字。他被迫离开了海军，那是他过去唯一熟识的工作，而且迅速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两年后，军政府倒台了，哥伦比亚政权又几度易手，表面上更光鲜了，可论起公正来，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与此同时，我在巴黎开始了我的流亡生涯，时时思念着故土，这倒真有点类似于筏子上的漂流生活。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人知道那个孤独的海难幸存者后来怎么样了，直到几个月前，才有位记者阴差阳错地在一家公共汽车公司的办公室里碰见了他。我见过那张照片，他年纪大了，有些发福，看得出来，他又有了不少的经历，同时身上也增添了些许沉着安详的气质，那是一个有勇气亲手将自己的雕像炸毁的英雄。
十五年过去了，我没再重读过这篇记述。尽管并不完全明白集结成书有什么用处，我还是觉得它完全值得再一次出版。使我沮丧的是，相比对这篇文字价值的兴趣，出版商们更在意它是由谁的名字发表的，其实我很难过，这个名字恰好属于一个当红作家。这一次它能以书的形式出版，是因为我并没有深思熟虑就同意了，而我又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九七〇年二月于巴塞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