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大约在八点钟离开了报社。我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因为下象棋回去迟了。
从报社到我家，沿着铁路线走是径直路线，所以我总是往返于那条铁路线。晚上从那里走有危险，我就乘电车回去。下车的地方有一个车站叫三郎丸，从车站到我家有一点五公里，这条路的旁边挨着美军补给厂的后身，住家稀少，一到晚上九点来钟，即使在夏天人们也早早关紧门户，外面看不到什么灯光。在田地的对面，散布着农户。
我想，我路过那里是九点过后，丝毫没有与往日不同的迹象。路上有个小坡，下坡的地方是聋哑学校。再往里是补给厂的厂界，当时在那里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士兵。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很快就睡了。第二天早晨，总觉得外面人声纷扰。街坊邻居们每个人都露出不安的神情，悄悄地在议论着什么，警察仍在四周来回巡视。
我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昨天晚上，就在离这里很近的兵营中，黑人士兵集体逃跑，闯到民宅和附近的民户，发生了暴行。据邻居说，有四五个全副武装的黑人士兵闯入店铺，白白喝了那里的酒，还把架子上放的威士忌偷偷带走了。还说，有的人家丈夫挨了拖把的痛打，有的人家主妇遭到了强奸。
住宅区的东边就是足立山，山脚下散布着农家、商店和住宅区。黑人士兵大概认为在营地旁边会被捉住，于是闯入到很远的住家，听说昨天夜里，手枪射击着，有时打照明弹，就如同巷战一般。听偶然路过那里的上班的人说，宪兵守在道路上，说不许通过那里。有好几辆侧面装着机关枪的吉普车飞驰而过。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黑人士兵是从滨松方面调过来的一伙人，在黑原营地住了两夜，第二天马上就要出发去朝鲜。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从兵营院子通向外边道路的阴沟中的大缸管里，爬出去逃走了。缸管在铁丝网的下面。
我每次经过这里时，也看到过这些缸管。不仅是黑人士兵，其他士兵也经常在深夜跑出来，到女人家去过夜，第二天天没亮时再穿过缸管回到营地。我夜里走在路上，时常遇到这样的士兵。黑人士兵逃走时就利用了缸管。不知什么原因，卫兵也不去注意警戒缸管，大概卫兵们同逃跑的士兵串通一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的吧！
我不清楚逃走的黑人士兵的人数，听说有二百人左右。他们手持卡宾枪，携带着手榴弹，全副武装。他们都是要好的同伴，在各个地方胡作非为。
听到这个紧急情况，宪兵从市内赶来了，因为对方有武器，光凭宪兵也对付不了他们。于是，出动了镇压部队，“战斗”马上结束了。那些逃兵在机关炮、机关枪的袭击下，束手无策。来镇压的部队一边打着照明弹，一边开着吉普，追击那些在机关枪射程内的黑人士兵，把他们赶进营地。
然而，还有一百名士兵逃进了足立山。数字可能没有那么多，却使山麓一带的居民惊恐不安。搜查队开始搜山，他们占据山脚的要地，企图逮捕下山来的逃兵。逃走的黑人士兵没有带粮食，不可能在山里彷徨几天。
日本的警察得知此事，是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的下午九点。警察署长召集全署人员，中断了从市内到城外的全城交通。报社用广播车向市民报告着危险，警告他们要关严门户。这是日本?方面的警察所能采取的最大措施，不允许他们参加占领军的镇压活动。
当然，警察的广播车也不能广播说占领军发生了集体逃跑事件，他们的态度是暧昧的。这种暧昧态度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市民的iｂ?紧迫和不安。广播车只是要人们关好门户、不要外出。
这个事件结束后，市民受害的情报汇集到小仓警察署，仅此项就大约有八十起，都是暴力行为、抢劫、威吓。没有告发的强奸妇女的事件数字不明。
那是镇压时发生的事件，听说逃兵所在的二十五师的M准将表示，责任在他身上，他要亲自去说服叛逃士兵，就乘上吉普车出去了。前来镇压的部队大约有两个中队，除了装备机关枪的吉普车外，还有装载着二十厘米机关炮的装甲车。
但是，尽管发生了骚动，市民在报纸上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兵营的司令官说：
“这次，一部分占领军士兵给市民添了麻烦，非常遗憾。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件对美军抱有恶感，今后我们要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报纸上只发表了司令官这个既不象道歉、又不象声明的东西，而且还只是在北九州地区的报纸上刊登了，除此之外，一切情况都不允许在报刊上发表。
那是后话了，昭和二十九年（即1954年）我到东京去时，问过东京的人。这件事，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由于占领军的命令，报道只限于北九州的部分地区。因为出事的地方当时总不能佯装不知，所以只能象如前所述的那样漠然地发表消息。以这次骚乱为动机，我开始对占领时代日本人不曾了解的那些方面发生兴趣。
虽说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时而也有这类变化，但它与当时的我没有任何关系，就象过往观看的风景一样。它既没有影响我的生活，我也没有被卷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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