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出于明确的意识对那些地方进行实地调查的。只是想弄清楚其可能性，也就有了些盼头。假如再增加一点什么条件，或许我就会成为逃兵。但是，以后我即使看到可以越过的栅栏和沟，也没有了兴趣。朝鲜海峡的存在，留在国内的家属的生活保障，所有这些使我死了心。
到我进入报社时为止，为了求得安定的生活，我尽了自己应尽的努力。我之所以放弃了有利的收入，当了职员，也是因为我已预感到战争肯定会把我拉去当兵。不过，即使没有战争，我也肯定会成为报社的职员。尽管干零活当月有收入，但还是对毫无保障的生活感到担心。家属多，已经成为我的“癔病”，使我失去了勇气。现在到了部队，报社总能给我家属工资，这虽然是最低的生活费，倒使我放心了。丧失这个保障是不能允许的。
整整两年的部队生活，我都做了些什么呢？
家属疏散到妻子的乡下老家。据父亲来信说，他们每天干农活。我不会不知道，靠帮老百姓做农活，来填补报社汇款的不足，这种生活是多么艰难！
幸运的是，去新几内亚停止进行。运兵的船只已经没有了。
汉城的兵营中，常常来一些从东京来的征集兵。还有作为干部候补生的学生兵。一天晚上，他们在内务班的毛毯上，与伙伴们谈起；“横光利一正在默默地撰写《旅愁》呢！”
我几乎不能看小说之类的读物，也不想去看。《旅愁》是什么样的作品，我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但学生兵的一句话，使我在灰色的兵营中感受到一点红颜色。
在兵营中，如果想看小说，也不是不能看。当然，能从外面带进来的东西中，没有这类杂志。但是，由于我是卫生兵，可以领到公用证，单独外出。我可以到连队事务所，对军曹说；“连队所备药品缺乏，要去市内药品批发店买些紧急治疗的药品。”
东京的学生兵中，有一个是神田药品批发店的少爷，他告诉我，由于买卖关系，他认识汉城的一家批发店，如果购买药品遇到困难，可以去那里，只要说出他的名字，会给提供些方便的。他这样说，大概是出于新兵对老兵的阿谀奉承。我并没有对他如何另眼看待，同他的关系也并不怎么密切。
现在想来，当时常常因为办这些事情，发给我公用臂章。有关系的那家批发店位于繁华街道。我一说出那个学生兵的名字，他们就在大瓶子里灌满黑黑的碘酒，也不收钱，本来连队也不会给一分钱药费的。
战局紧张起来，部队禁止星期日一切出外活动。只有下士官有被许可外出的特权，其他人都以在营房休息为名被看管起来，去拿药的路上，我常去旧书店看看。要买小说，也不是不能买旧书，但看了这类书会非常怀念社会。因此，虽然店里架子里摆着这类书，也没有动手去拿。
我戴着公用臂章，因此在市内任何地方走动都是自由的。与日本人的街道相比，我更多的是徘徊在朝鲜人居住的区域。钟路附近的小巷，使我感到了异国情趣。然而，如果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路上转悠，很可能要受到宪兵的盘问。
连队里卫生兵的勤务，不知道隶属于连队，还是从属于联队的医务室。这一点很象是两栖动物。起床后接受点名，吃过饭去医务室。在那里又要接受医务室的点名。然后开始工作，医务室分药品、诊断、供给各股。我在诊断室，在诊查军医旁边写诊断簿，写上转到药品室去取的药品名字。
这个工作很轻松。诊断从早晨九点开始，差不多一上午就结束了，然后整理一下诊断簿就行了。但当我不愿回连队时，就随便找个理由，一直到点名前才回内务班去。
朝鲜的秋天很美。医务室位于高处，周围有挺拔的白杨树，枝叶繁茂时很美，只剩下光秃秃枝杈时也很美。一到秋天，喜鹊就在这里造窝。喜鹊在朝鲜叫朝鲜鸦，在日本的佐贺平原也很多。
到了冬天，大川小河都冻成雪白雪白的。洗澡间里，从脱衣场的房顶上掉下来的水滴，在木板之间冻成冰块。没有燃料，装在房间角落的巨大的俄罗斯式壁炉，只在底部稍稍冒点烟。人们把背靠上去，才可以断定那是取暖设备。
从汉城药专来的学生兵成了见习军医士官，他有二十二三岁，瘦长脸，是个很漂亮的美男子。我常从他那儿拿了信，再领取公用证，去总督府旁边的附属医院。收信人是药房的一个女子。我这个三十五岁的人，竞成了这个青年传递情书的听差。
那女子有二十三四岁，是个很动人的圆脸姑娘。为了门诊患者，医院办了一个小店，也卖些孩子们的玩具。那时我的二儿子已经三岁，我曾求她给我家属的疏散地点寄过玩具。
我去药专的附属医院时，路过总督府的博物馆，我虽有公用证，还是没有勇气走进博物馆。博物馆进口处是壮丽的朝鲜宫殿的楼门。我一边看着那朱红的大门，一边枉然地往返于门前。不久，那个见习士官到南方去了，他的生死未卜，而我的临时外出也减少了。
外出的时候，我曾去过报社的支局两三次。支局里接连不断地送入伍者，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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