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里，作过下士的人，也开始进行所谓“社内教练”。那时，我很少参加，后来就是为此而倒霉的。
随着战争的进展，报社里的军事色彩逐渐增强起来。十二月八日开战纪念日那天，分社社长戴着白手套，在礼堂宣读开战的诏敕，全体职工列队到郊外参拜忠灵塔。一天早晨，我去上班的路上，望着翻卷在报社屋顶上的红旗，甚至联想到旗杆上挂上了星条旗，我把这些悄悄地告诉了同事。
一些同事离开工作岗位赴战场去了。部长开始在所谓部会上，念他们的名字，祈祷他们武运长久。
H是那时的西部分社代表，是一位董事。他很喜欢下象棋，常常出现在那时称为“娱乐室”的休息室中，同部下摆开了战场。H已近六十岁，但他身上具有新闻记者的豁达和机敏。我能够直接与报社最高干部对话，还是因为碰巧在休息室，成了他下象棋的对手。很有意思的是，只有这时，广告部长才在旁边微笑着和我谈话。
一次，正在下棋时，编辑局长进来，将一份记录交给H。H瞥了一眼，立即装进衣袋，眼睛又回到棋盘上。编辑局长表情紧张地离开了。那天晚刊上，发布了山本五十六战死的消息。那份记录是传来的电话消息。当时H的态度，与其说动摇心慌，莫如说无视这条新闻。H曾是《朝日新闻》社有名的社会部长。
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十二月，我得到了征集令。红色的纸上写着“教育征集”，我意识到当时不少人是以这种名目被带上战场的。我在指定的日子来到检查处，从其他应召者来看，上了年纪的居多。那里的办事员对比着我的面容和征集令，问道：“你是不是按时去军训了？”我回答说：“没怎么去。”他点点头说：“是嘛，所以挨了整。”这句话，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耳朵里。罚不热心军训的人去战场，这件事恐怕是政府的兵事股人员是可以做的。我懂得了，人的生命可以由一个官吏任意摆布。或许兵事股拿来了市内各地区的军训成绩表，查出了出席率不高的人。不过，类似这种事情就是目前不也还在满不在乎地发生着吗？幸亏我平安地回来了，如果让我去南方正在激战着的战场，可能早就没命了。市政府的官吏铅笔稍稍一动，就扰乱了一家六口人的命运。——后来，我曾以此为题，把这些材料变换成流放者的赦免，在小说中写下了这些事情。
那时征集地是在久留米，按照命令，有三个月的训练期，然后暂时解散。
不过，部队生活倒使我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正如有人说的，“到了这里，社会地位、贫富贵贱、年龄差别完全取消了。大家都是一个水平。”新兵的平等使我感到了一种奇妙的生存力量。在《朝日新闻》社，不管如何挣扎，也逃脱不了受歧视的待遇。打个比方，是齿轮上的螺丝钉，而我的存在，甚至不如一颗螺丝钉的价值。
而部队生活，又要努力工作，又要学习，还要去讨好班长和老兵。总之，可以显示出个人来。在报社，绝对不会承认我的存在，而在这里，个人的活动是出现在成绩中的。我之所以对部队生活感到奇妙的新鲜，是因为我发现了工作岗位上所没有的“人的存在”。
人们大多说，兵营生活扼杀人性，是没价值的。不过，我却有了相反的感受。不管是在三个月期间，还是三个月之后马上来了征集令，一直到复员的两年时间内，我都认为自己并不是那么懒惰的士兵。这不是因为我具备什么一以贯之的军人精神，可以说这是对到此为止的报社生活”的反动。
第二次的征集令是在六月的一个热天突然发来的。当第二天就要去指定地点报到的时候，我打开可怜的书箱，把自己的藏书按上印章。书籍为数不多，但都是我爱不释手的。如果我死了，这些书不知会散落到什么地方。我非常舍不得这些书，匆忙刻了一枚藏书印，仔细地一本一本地按上印章。我三岁的大儿子为了让我按印方便，双手捧着印泥盒。到了部队以后，孩子站在书架前的形象，我许久都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