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案和写原版文字，也许是一种“特殊技能”。但是在报社的广告部中并没有什么大用处，莫如说根本不算数。总而言之，广告部的主体是对外关系。部长关心的是如何指挥、激励专属出售店征集广告原稿，这直接关系到广告部的成绩。负责对外联络的受到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同时，绘图案的（《朝日新闻》把这叫作“图样员”）没有价值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校对员，也可以这样说。校对不过是简单地对照原稿和铅字，改改错字，更正一下排版的形式。图案员与校对员的桌子并在一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部长有时提及校对员时，肯定吹捧他们是“无名英雄”以称赞他们踏踏实实的努力。平日校对员尽受冷遇，所以不得不特别肯定一下他们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工作的人员有一种乖僻的性情。这也是一种讽刺，越是对工作熟练了的行家，就越不能从这个岗位解脱出来。
负责联系广告的人经常出差，内勤人员很是羡慕。外勤人员必须在对外交涉中取得成绩，所以也挺辛苦的，但只就他们走出报社，自由地来去这一点而言，也使别人羡慕。他们去的地方有博多、熊本、鹿儿岛、广岛，有时还有大阪。他们从外边回来后，在自己桌子周围与同伴们谈笑风生，讲出差的见闻。他们在报社内的工作除了写日报，几乎没有其它事务性工作，因此，他们可以一边抽烟，一边搭起腿随意聊天。他们的优越感中含着令人厌恶的卑劣。与他们比起来，我们的桌子就可怜了。校对们在白天也点着的台灯下，为赶活版的下版时间，匆匆用红笔划着，那忙碌的情景，我至今眼前也能浮现出来。
广告部的干部只是主要与外勤人员谈话。部长与他们谈笑风生，却绝不会走到校对员和图样员的地方来。每天早晨，“你好”的寒喧成了一天当中他们唯一能面对我们的表情。偶尔觉得次长象是要到这边来，那也是校对上出现了什么错误的时候。头发几乎掉光了?的校对主任A经常理怨说：“这工作搞好是理所当然，错了就有你好受的，真划不来呀！”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不知有多少优秀而年轻的校对辞职而去。他们虽只是中学毕业（旧制），但都通过了《朝日新闻》社困难的入社考试，奋而入社的。然而不久，他们的希望之花就在现实面前枯萎了。他们明白了，不管多有才能，只要是中学毕业，只要是从当地录用的人员，在报社内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到战争激化之时，我在这段工作之中，想了些什么，读了些什么，完全回忆不起来了。大概什么也没有谈吧。唯一的快乐是从自己图案设计的同行中找到朋友，召开近似于作品展览会的集会。所幸的是，在九州，这样的伙伴多了起来，也有了横向联系。主体是博多的小组，此外，熊本、长崎也有几个人。当时，门司铁道管理局致力于观光广告画，在其主持下，办过.ｌiｂ?一些展示会，以此为缘，加强了伙伴们的往来。展示会有时在福冈，有时是长崎、熊本、小仓，每年在各地轮流举办。有一次在熊本举办一个展示会，我第一次与很多人一起下榻在阿苏的旅店，当时，我忘却了郁郁不乐的报社工作。
校对主任A热衷于考古学，经常对我大谈考古。A是个软弱的人，那些年轻的部下多少有些看不起他。也是因为他与我的桌子碰巧放在一起的缘故，他经常和我聊天。A家里人口多，虽是主任，却总是被人催债。有一天，我去他家，看到考古学方面的昂贵的书籍，堆满了四叠半高的壁橱。看来平日没有别的来访者，A兴致勃勃地把他收集的石器、陶器的碎片，一件件拿出来给我看。
受这个人的影响，我为了从报社里烦人的气氛中逃脱出来，经常走访北九州的古迹。我攒下零用钱，到京都、奈良一游，也是在那时候。北九州有很多横穴古墓。如果住一夜，是要花钱的，所以我大多是当天便赶回来。尽管如此，哪怕能有一天忘却忧郁之情也好，我不知得到了多少次解救。
但是，充其量，那只是一时的安慰。最后，就是做这些也只是得到一点点的乐趣。这乐趣，大概是回避现实的暂时的催眠剂。劲头松懈以后，又得投入到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中，一次，一个从大阪调来的东京商业大学毕业的职员对我说：“你做这些有什么用处？搞点建设性的东西怎么样？”这句话给了我相当大的刺激。
的确，到九州的乡下，看看横穴，看看出土文物，又有什么用呢？我又不能靠考古学发迹。在生活中，也不能与事有所补益。总之，同下象棋、打麻将没什么差别。
然而，说搞点建设性的东西，我到底又能干什么呢？就算是有点才能，但又没有施展的机会。一贫如洗的我，没有做生意的本钱，况且也不能改行。一想到就这样混到退休，我就感到漆黑一片。与我一起工作的一个比我大一岁的伙伴，自嘲地说：“反正老了以后，还可以戴上花镜来画原版画。”恐怕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出路。
战争正在进行，社会上逐渐变得紧张起来。我也多次被催促，接受在乡军人会等的指导参加军训。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哪有心思裹上绑腿、抡起木制的刺刀！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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