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因“赤色嫌疑”被小仓警察署逮捕，印刷所的雇主并没有因此解雇我。换了大企业，就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这是身在小企业的值得庆幸之处。
印刷所的店主还年轻，与我只相差四岁。这个人过去在门司的胶版印刷厂里当过工匠。为了和现在的妻子结合，私奔到了东京。他的妻子经常提起东京或小田原。夫妇二人好象在小田原的印刷厂也工作过。我这个离不开小仓的人，听她很自豪地谈起东京。
在东京，虽然父亲的弟弟依然健在，但同我们已不通音信。
那时最头痛的工作是压商标模型和上金粉。我虽是画图案的学徒，但因为是这样一个印刷店，工匠只有三四人，最下等的活非得由我全部包下来。现在，听说出模子也实行了机械化，当时却要一件一件地用手使用装订厂用的手动式裁切机。我把一张印有几十种椭圆形、梅花形、樱花形的纸，摞上几十层，转动裁切机的手把。这活儿很需要力气，不用劲就切不透底下的。
上金粉时，先用渗有青漆的茶色墨水刷上去，然后在棉花上蘸上金粉涂上去，再用羽毛掸子掸完后，有墨水的地方就沾上了金粉。所谓金粉，自然是些铜粉之类的，极轻。干这个活儿，不管用布怎样掩住脸和身体，金粉都会飞进来，弄得一鼻子金粉。这工作因为要一张一张地上金粉，数量越多越辛苦，与现在不同，现在可以使用机器了。
父母的生意每况愈下。尽管我不愿意，可还是必须干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要加班到将近夜里十二点，而且每天晚上不断。
不知不觉中我已到了二十五岁，却依然是学徒待遇。有时遇到过去的小学同学身穿西装走在大街上，便觉得自己太悲惨了。我身穿和服，脚趿木屐上班，在印刷所里，再换上脏乎乎的工作服。
不久，那家印刷所也倒闭了。印刷所的技术不错，遗憾的是因为没有资本，才不得不去承包别的印刷所的活计。虽是一个劲儿地忙碌着，却赚不到钱。加上店主沉迷于打麻将，置工作于不顾，情形就更加困难，最后两口子象趁黑夜逃跑私奔似的逃到东京去了。
到那时为止，我见到过很多流浪工匠。那时石版印刷最受重视的是“色版画工”。所谓分色版，就是把三色印刷、四色印刷的印刷物分别画上颜色，制出原版，在原色版不发达的时代，就是这样靠大家手绘分解。浓淡的渐浓渐淡，是在叫做“胶片”的膜的网眼上擦上墨水，从上面拓到版上的。掌握浓淡法非常需要技术，技术不好的工匠，不会很好地印出印刷物。其效果，取决于工匠的感觉和本事。
不管哪个石版印刷所，都苦于色版画工短缺。画匠了解到这一点，四处游逛，雇主让他们干两三次，测验后雇用。这样的手艺人能拿到很多的钱，因此很多人过着放荡的生活。
那些工匠，让主人相信了自己的本事后，转眼就去妓院或三等莱馆搞女人。人们刚说怎么两三天不见他们影子啦，马上就会有人来找雇主，让雇主支付他们逛妓院的钱。他们也是抓住了雇主的弱点。还有的家伙早晨出来时，竟然满不在乎地把女人的腰带当成自己裤子的皮带系了来。他们在一个印刷所呆不长，总以为有了本事，在日本国，天理和饭菜都会跟着而来。他们手拿一把刻刀，四处流浪。刻刀是制版的一种工具，这同服装店的裁缝手拿剪刀、理发店的理发匠怀揣剃刀四处奔走，是一样的。
流窜的工匠中也有上了年纪的。其中也有人觉得自己是个画匠，也象画家似地穿上黑大褂。似乎荒废的生活不会使任何一个男人感到直爽。但因为他们聊起天来天南地北。我着实羡慕他们，他们不象我，被父母束缚着，十年如一日，连小仓的街道都走不出去。
一天晚上，我受印刷所店主的吩咐，带着一位这样的工匠去旅馆。
工匠们大都长期借宿供应伙食的房子，眼下让他住在一个破烂的旅店。当我拿着那个工匠可怜巴巴的一点行李通过黑暗的过道时，我禁不住感到冷清。
印刷店的店主夫妇从小仓车站去了东京，我和一个青年机械学徒工去车站送行。那女人有一个哥哥，过去在乡下作过细木匠，后来来到兄弟夫妇这里，跟着搞装订。他是细木匠，所以手很巧。
“真够奢侈的啊！”哥哥来到兄弟夫妇家的二楼客厅，环视着四周。就摆设家具而言，当时奢侈的东西他家都齐备了。他这个哥哥在别的地方过着贫困的生活。我和这个人虽然年纪上差了一截，但却很合得来。他脾气好，但多少有些狡猾。
店主夫妇往东京逃的时候，我在车站月台上悄悄地送行。店主的妻子为了弱小的后代，把辛尔牌缝纫机的部分零件带走了。因为他们债台高筑，怕被人拿走。然而，这对青年夫妇没有一点儿阴郁的表情。
这家印刷所垮台后，我不得不重返以前呆过的那家印刷所。那时，我已经多少象个工匠了。前面讲过，因为技术水平太低，我曾进过博多的岛井印刷所当学徒。
在博多的生活中，我感到了一种初次离开父母身边的自由。那时我工资很少，休假日连看电影的钱也没有，只能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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