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符合我的爱好。评价甚高的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魅力。相反，他的《和解》却令我感动。还有象《到网走去》、《学徒的神仙》、《在城崎》等，我也不知道好在哪里。我那时，在小说中追求的还是纯小说的东西。
因此，芥川和菊池不能不吸引了我的兴趣。尤其是菊池的《启古故事》和芥川的《来自保吉的笔记本》，虽然也属于同样的私小说系统，但是与所谓的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相比，要有意思得多。自然主义作家有什么写什么的平板作品，我觉得无聊，欣赏不了。
那时，《文艺春秋》连载了德田秋声写的他与山田顺子的恋爱作品，但为什么写这些呢？我无论如何理解不了。
在戏剧方面，我被菊池接受爱尔兰的近代戏风的影响而写出来的作品所吸引，还接触到岸田国士法国式的潇洒、轻松并且明快的作品，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村中最好的栗子树》、《玩弄命运的两个男人》、《梅腊诺的秋天》、《骤雨》等作品，我差不多在杂志发表的同时就读了。
外国文学是从新潮社出版的最早的世界文学全集中熟悉起来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是由于这个机缘读到的，其中吸引我的是《穷人》。象我这样的爱好，不可能对私小说感兴趣。记得读了原久一郎翻译的高尔基的《夜店》（又名《底层》），对书中那种凄惨的生活，我当时感到非常亲近。而且，据译者原氏在月刊上介绍，他似乎也曾有住小客店的经历，对他的忆旧短文我颇感兴趣，其中一首题为《纷落的雪花》的短歌，使我永难忘怀。那篇《夜店》，使我联想起我父亲的小客店。
可能就在那会儿，仓刚百三的《出家人和他的弟子》，成为现在所谓的畅销书。有一天晚上，听说在市内的一个寺庙举办那本书的朗诵会，我赶去了。在昏暗的正殿中，有五六个男女青年，在一起朗诵着书中的道白，这种气氛，使我觉得十分高尚。这根本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参加的小组。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小学毕业生，公司的勤杂工，这样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是根本不能接触这类事的。
那时，我对前途深感失望。我所在的公司在萧条中挣扎，草率地发行社债，企图摆脱困境。当时，日立、三菱已经开始发挥出垄断企业的作用，我所在的公司恐怕是在它们的压力下失败了吧。其根据，便是承兑我们公司社债的银行都是二流以下的银行，因为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公司悲惨地走向倒闭。
那是倒闭前一些时间的事情，对于我这样一个光读文学书籍的勤杂工，公司的人使用起来是不会觉得顺手的。不久，在一次减员中，我就和其它职工一起被赶了出来。
但是，现在想来，我觉得十六岁至十八岁是我感觉最新鲜的时期，能挤时间乱看一些书，对今天来说也有着相当大的作用。我读了《穷人》，还曾一整天彷徨于象《看门人家的没落》中描写的那种荒凉的原野中。我想去住连名字都没有的旅店，也曾独自徘徊在山口县的海岸边的道路上。
十九岁那年，我什么也没有做，晃荡了一年。想找工作，却没有地方雇用我。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只是小学毕业，年龄又不大不小的，干体力劳动，身体又太虚弱。
所幸的是，这时父母的饮食店略有起色，可以不指望我的薪水了。可能也因为饮食店的房间太窄，让我们租借了附近杂货店的二楼。前面已提到过的，那时我们与祖母住在一起。
作为房东的那家杂货店主，是一家大批发店的代理人，并无店铺。照我看来，妻子比丈夫教养要好。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孩，但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总是可以通过一些动作使人感觉得到。丈夫是在代理人中常见的那种狡猾的人，他把店里的商品拿回来以很贵的价钱卖给左邻右舍。这些商品是否是通过正当途径带回来的，令人生疑。那位太太经常埋头读着世界文学全集等书，当然，因为与我有年龄的差别，所以从未与我谈论过小说。然而，她是一个给人以好感的人。
小仓有一个叫作东洋陶器的工厂，生产咖啡杯、西餐具。我有个同学是厂里的职工。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厂里一位比我大十岁左右的H君，H君也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自己不写小说，但却自称为“诗人”。不过，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的诗。我到他家去玩，他书架上的好多书，很令人羡慕。
H君的朋友中有几个八幡制铁所的工人，比我都大七八岁，他们真的动笔写小说。由此，我与这些人开始交往，有时还给他们看我自己写的短东西。
我那时也许是受了芥川的影响，好象写过倾向相同的东西。我的习作大约有一两篇。有一天，要召开作品发布会，我们聚集在一家小茶馆里，茶馆位于小仓郊外存有宫本武藏石碑的延命寺附近。
时至今日，我还模糊地记得，那次我披露的短篇，讲的是朝鲜闹饥荒，人们吃起用土做的馒头。当然，故事是虚构的，也不是出于无产阶级意识而写作的，但八幡制铁所的人听了以后，却不当地夸奖说，我的短篇属于当时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之列。
我对东京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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