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中获得的第一个正式职位。这个地方离伦敦很近，所以他经常去朋友那里拜会。此时他布道的口碑已然广泛传播，经常会收到邀请去伦敦城里的讲坛布道。1663年，萨福克郡克顿教区的前任教区长由于不愿意屈从国教信仰而被驱逐，蒂乐生刚好受人引荐补上了这个位置。这个职位在当时每年有两百镑的年俸。“那位被驱逐的前任教区长对蒂乐生这个继任者十分满意，因为他是如此能力突出，谦虚温和，而且还能做到公平公正。”托马斯·伯奇这样天真地写道。
在这里担任教区长的时候，蒂乐生还接到邀请代替普通演讲者去林肯律师学院布道。其中，一位学院的监督——阿特金斯先生也在场，而且对他的布道十分喜欢。布道结束后，这位监督便跟着蒂乐生来到了小礼拜室，很直接地问他对来律师学院做布道牧师是否有兴趣，这个职位正好还空着。就这样，蒂乐生便顺理成章地担任了这个职位。每学期结束时，学院会等额支付给他一百镑的薪水，这个待遇和前任是一个标准；下一个学期结束后会发给他第一笔薪水，另需在假期时主持特殊仪式的会有二十五镑的津贴，此外还解决了他和他仆从的食宿问题。这个推选结果以及他今后所要承担的责任，学院派了五个学监主管向他传达：每个学期内，主日要布道两次，而每个学期的前后则是隔一个主日布道两次；阅读的时候，或者是假期的每个主日都需要布道；此外，还有一些要求布道的特殊场合也要参加；圣餐仪式会在每个学期的每个假期举行，并在本堂牧师的协助下主持；在学院内安家也是必须的，从就职开始如果没有获得学员监督主管的批准是不得自作主张离开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林肯律师学院的薪水虽然一般，但是在要求上是相当严格的。不过蒂乐生却非常满意这样的工作，并且打算在伦敦定居下来。他刚和他的妻子（奥佛利·克伦威尔的侄女）结婚不久。至于他的妻子，我们的了解仅限于她为他生了两个女儿，活得比他长。我们不妨大胆地猜想一下，司法部长是护国公克伦威尔的手下，当时蒂乐生正在司法部长家里做家庭教师，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相互认识并且心有所属的，只不过他当时没钱结婚罢了。如果是在那个时候他娶了她，那一定会给他带来无尽的好处，然而他却选择了到克顿就职，等赚了足够的钱后再与她成婚，这是很高贵的做法。但当时克伦威尔的尸体已经被挖出来，并且在泰伯恩刑场上的棺材里上了绞架，试问有谁敢冒着风险去和一位“篡位者”的亲戚扯上关系？很明显这是会遭人怀疑的。由于林肯学院给蒂乐生的薪水很少，根本不够养活他的太太，所以他在克顿的职位必须保留，这样就多了一份收入。他大部分时间是待在伦敦的，但他并没有像其他在教区享有圣俸的牧师一样去花二十镑雇一个助理牧师代他处理事务，所以，他不得不辞去在克顿的职位。或许这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因为在那个教区，大多数居民都是长老会教徒和清教徒，并不欣赏他的布道。不过他很幸运，很快在林肯学院取得了成功，仅用一年就升为圣劳伦斯犹太教堂的讲师。他的布道听众非常多，不但来了许多伦敦偏远郊区的听众，就是一些牧师也前来汲取他思想的精华。更有许多听众周日在林肯学院听了布道之后周二又来听一遍。
当时人们非常希望有人布道，甚至使得复辟时期的政客们开始琢磨怎样对其加以控制。依照指令，牧师在布道时只许讲个人的道德信任，要尽量避免一些关系复杂的神学问题。像以前清教徒经常宣扬的“宿命”和“白日恩典”则一概不能涉及。布道往往持续的时间都很长，经常让人忍受不了。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据说那里的执事随时准备着管风琴的演奏，一旦感觉三一学院院长艾萨克·巴罗讲得太长了，便立即打断下令演奏。有一次，大主教蒂乐生在讲“博爱”的时候就持续了三个小时。我想“简明扼要，不执着于辞藻的华丽”就是他布道成功的一个秘诀。曾经为他写传记的作家就是以优雅严肃、质朴而鲜活来评价他的风格的。他的布道词都是以清晰简洁为主，很少在他的布道词中找到一些做作而冗长的句子，整个思路也是非常清晰，一点也不模糊。他很快就成了那个时代公认的最负盛名的布道大师。
蒂乐生在伦敦待了没几年，这期间瘟疫开始四处蔓延。教会中，无论是牧师还是不信国教的新教教众都开始各自逃生，远离这个瘟疫肆虐的城市。但是蒂乐生却没有跟随他们一起逃命，他选择了留下，留下来照顾那些染了瘟疫的病人，给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关怀。
最终，他的这种美德也得到了回报，他被人引荐去做圣大保罗大教堂的驻堂教士（在坎特伯雷任职）。或许有许多读者并不清楚“驻堂教士”是怎么回事，下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驻堂教士是基督教会用词，指的是大教堂教士，有俸禄并享有正式的住所。在伯内特——那本历史书的作者——的推荐下，蒂乐生又被任命为查理二世的私人牧师。他在1672年终于当上了坎特伯雷的教区长。一日，他突然接到邀请去给国王布道。然而国王从一开始好像就睡着了，布道结束后一位贵族在国王的耳边小声说道：“这次布道的霍布斯主义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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