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为力；工厂的工人更加可怜，即便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依旧吃不饱饭，然而他们的主子却借此发了大财；农民们的收入更少，总是在饥饿线上挣扎，愚笨没有知识、卑鄙懒散是他们的通病，他们酗酒，住的茅草屋也是蝇虫满布、恶臭环绕。
在描绘某个事件的时候，契诃夫能够给人难以想象的真实感，就像是某位值得信赖的新闻记者在撰写新闻报道一样，让你生不起任何疑心。当然，契诃夫不仅仅是担任了记者的角色，他在挑选素材的时候还进行了谨慎的观察和细致的推测、揣度，最后进行整合处理。科特林斯基曾经对他这样评价道：“契诃夫有着无可比拟的冷静大脑，他会站在一个不受个人情绪影响的高度审视一切。他的温柔大方、同情和仁慈不是建立在爱或喜欢的情感上的，他对别人施予恩惠从未想过要得到别人的感激。”
契诃夫的这种冷静和超脱使得许多同仁大为不爽，他也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抨击——这是毫不顾忌社会情况和时代背景的行为。关注社会和时代是俄国作家的责任和义务，这便是知识分子的要求。但是契诃夫坚持说，叙述事实才是作家的本职，至于该如何处置或定夺，应该交给读者。让艺术家去解决一些具体而细微的问题始终不是他所提倡的。“专家才是处理具体问题的专业人员，判断社会的好坏是他们的职责，就像判断酗酒的危害，资本主义该如何抉择，等等。”这些话很有道理。
最近，就这个问题文艺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借此机会，我斗胆引用一些自己的见解（几年前，我在全国图书联盟发表的演说中的段落）。我喜欢阅读某一周刊——英国最好的周刊之一，有一次我在上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专题，是对当代文学的种种思考。
一位评论家在开头这样说道：“某人不单单是个讲故事的人。”看到“单单”二字之后，我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于是，那天我放弃了那本周刊，如同但丁《神曲》中的弗兰切斯卡和保罗一样。这位评论家自己也是一名小说家，而且非常著名，只是我没能有幸拜读他的著作，但他的作品肯定是极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他的那句话让我得知他的想法——小说家应该不单单是小说家。显然，这样的观点是非常能博得现代作家认可的——在这个混乱的年代，一部小说的出世如果只是为了让读者愉快地消磨时间，那它的作者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作品会被人嗤之以鼻，很自然地被人们归为是“空想派脱离现实的作品”。前面我们讲过“为赚钱而编造的作品”，这个词跟它差不多，都不该出现在文学评论家的词典里。没有艺术不是逃避现实的，康斯特布尔的风景画是这样，莫扎特的交响乐也是这样；就算读济慈的颂歌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不也是为了享受吗？很显然，我们对小说家提出的要求要远远多于画家、作曲家和诗人，可是为什么呢？事实上，仅仅只是个故事的东西在这个世上根本不存在。作家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目的只是为了让读者喜欢自己的故事，顺带将自己的思想（对生活的理解和批评）连同故事一起灌输给读者。
在《山间故事集》中，鲁迪雅·吉卜林塑造了印度玩马球的军官以及家眷和平民，对那些有着无限魅力的人物、事情，他有着天真的倾慕，写作手法宛如刚出道的新闻记者。但是在当时，竟没有人能体会到故事中对最高统治者的控诉，这让人十分震惊。现在我们再读这个故事便很快意识到英国放弃对印度的统治是迟早的事。同样的感觉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也存在。他在作品中竭尽所能地保持冷静和中立，只将人们最真实的生活描述出来，但是读者们无不感受到人们的无知和残忍：穷人们贫困、堕落，富人们自私、冷漠；爆发一场暴力的革命只是迟早的事，根本避免不了。
在我看来，多数人读小说都只是为了消遣，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人们想找的乐子各不相同，而找到共鸣便是其中的一个乐趣。所以当今读者在读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作品时，会感到由衷的快乐，因为读者现在所体验的生活正是书中所描绘的。特罗洛普的小说大都是描绘中上层阶级的事情，而读他小说的人也大都是中上层阶级的人，因此很容易找到相互倾慕、相互欣赏的地方。书中的布朗先生这样说道：“人间四处都是美景，有上帝的地方就是天堂。”每当读者读到这里都像是有了亲身感受一样，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扬扬得意的满足感。
通过时间的洗礼，小说开始有了一种流派的魅力。它们会让我们觉得非常有趣且非常感人。（这真是个令人向往的世界：富人的生活很舒心，很多事情到最后都能称心如意，皆大欢喜。）这些小说的感觉和十九世纪中期传遍的新闻图片有些相似：美丽的太太头戴宽檐帽，一身圈环裙，而绅士则头戴大礼帽，蓄着络腮胡子，身穿一件双排扣的常礼服。还有一些描写异国风情的小说始终会有读者追捧，这些读者大多喜欢在小说中追寻一些陌生、新奇而古怪的乐趣。这主要是因为生活乏味是大部分人的现状，他们渴望有一个陌生而危险的世界供自己去驰骋、去探险。在这里，他们会把所有的单调、无聊彻底释放出来，哪怕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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