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伯克所急需的。例如，布洛克斯比博士就向他赠送了一千英镑，在诺丁汉姆去世时也曾留下遗言，要求将伯克的所有借条都销毁。同样这样做的还有雷诺兹，甚至他还留了几千英镑的遗产给伯克。
伯克是一个对名誉格外看重的人，也是一个骄傲的人。难道他不曾为向朋友们借钱感到羞耻吗？这很值得我们猜测。如果他肯把格里高利宅卖掉，还清债务于他来讲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情，而且还能洗刷他的屈辱，维护他的声誉。但他还是选择把宅子留下，所以我们只能猜测，这所宅子在他心目中是极为重要的，为了保住它，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出卖自己的尊严。或许借钱在我们看来是屈辱的，但是他不一定这样认为。借钱就像吸毒一样，一旦沾染就很难戒除，而一个善于借钱的人更是能够在保证自己尊严的前提下轻易达到目的。
金钱对于伯克来讲似乎并不算什么，爱尔兰人的天性便是如此，人们也就不以为怪了。爱尔兰人应有的慷慨和热情完全被他继承。
他也经常给予其他人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无论自己在经济上是否困难，只要他认为是值得同情的人。他曾经资助一位名叫詹姆斯·巴里的爱尔兰画家去意大利学习，原因很简单，他认为这个画家是天才，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错误的。还有一位诗人，名叫克拉布，在经济极为困难时他向一位名人请求援助，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伯克成了他最后的选择，他被伯克安排住在格里高利，一直到他重新开始舒适安定的生活为止。这两个例子足以证明伯克这一慷慨大度的习惯。人们如此“崇敬”他并且不断地提及他让我万分惊讶，甚至有时候我会怀疑，是不是“崇敬”一词的含义与当时相比，已经有所改变了呢？在上一场战争中，那些主持国家政事的将军、政治家和元帅让我非常敬仰和尊重；我所结识的那些小说家和诗人，都有着伟大的天赋，这让人十分欣赏并且感到万分幸运。但我想所有人都会与我有同样的想法，这仅只是欣赏，不含有任何“崇敬”的情绪，或者说，“崇敬”的能力早已经在我们身上消失。伯克始终是性格友善而富有魅力的，在失望和担忧还没将它湮没的时候。他曾经被约翰生博士赞誉“侃侃而谈”，由此可见伯克是非常健谈的。他的这种本领如果放在现代的话是不是依旧很受欢迎，这是值得我去思考的问题。我想，伯克的“健谈”放在今天很容易让人生出无聊、乏味的感觉，因为时代已经改变，信息资源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与其听他长篇大论还真不如躲在一旁自己读书、看报纸来的惬意。我们自然不能做一个合格的听众，这一点与伯克一样，我们肯定会因为有人把谈话变成了独白而反感。约翰生就曾这样抱怨：伯克想要谈话的愿望实在是太过强烈了，假如他说话的时候有人在桌子的一端发言，他立刻会选择桌子另一端的人作为倾诉对象。与奥斯汀笔下的亨利·蒂尔尼相比，亨利·蒂尔尼那种花哨的轻浮更容易博得我们的好感，而伯克那种优雅的举止以及威严的气度也仅仅是给范妮·伯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已。
在埃德蒙德的影响下，理查德·伯克在几年前便成了王室（一个位于格拉纳达西印度岛屿的王室）的财务总管。在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崩盘以后，他又重操旧业。在圣文森特岛的原住民（人们称之为红肤加勒比人）那里，他以近乎免费的价格买下了一大片价值约十万英镑的土地。显然这笔交易的名声是极为败坏的，它的合法性始终得不到圣文森特议会的承认。此时，伯克一家在经济上非常困难。为了将弟弟的财产权保住，埃德蒙德也是煞费苦心，使尽了各种手段，当时的福克斯也非常缺钱，因此他与福克斯达成了一个肮脏的协议——一旦福克斯说服当时在职的诺斯勋爵，使收购的合法性得到确认，他就会分一部分地给福克斯作为报酬。在福克斯的影响下，诺斯勋爵欣然从命，但不幸的是，这件事情被他办得一塌糊涂，理查德也败诉返回英国。祸不单行，紧接着理查德又被指控贪污王室的收入，约一万英镑，并且在审判中罪行成立。理查德继续上诉。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伯克将上诉判决不停地向后推迟。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确定理查德不是被冤枉的，因为如果是的话伯克不可能不会为弟弟伸张正义。再说下威廉·伯克，他为了逃避债务问题，离开英国去了印度，在那里，他成了国王军队中发放粮饷的人，当然这一切的促成也离不开埃德蒙德。在这期间，他依靠各种不光彩的勾当牟利约十五万英镑，以致被菲利普·马戈那斯爵士称为是令人怒不可遏的欺诈。在名誉彻底败坏之后，他也只得返回英国，而他面临的将是因挪用公款而遭到逮捕。这两个伯克竟是如此笑料百出。
埃德蒙德的声誉在这件肮脏的勾当开始流传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大影响，当然，许多细节是在菲利普爵士审阅了许多相关文件之后才真相大白的，这些文件被放在了温特沃斯·乌特豪斯。对埃德蒙德的钟爱，约翰生博士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过，这也可以看出约翰生博士对于人格的把握十分准确。对于伯克的学问、聪明才智、和善和慈善，约翰生博士大为赞赏，但是伯克的诚实却遭到了鲍斯韦尔的怀疑，这从他传记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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