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秋宗鼎身上。此人长期在蒋介石的侍从室任职，派到天津任警备副司令是负有监军的使命，他的态度最为重要。秋宗鼎头脑清醒，早就看清了形势，打是必败无疑，要降又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因为在天津还有一个与他负有同样使命的人——蒋介石派来的战地视察官程子践。有程子践在背后掣肘，秋宗鼎顾虑重重，不敢贸然表态。
杜建时见众人都沉默不语，心中有些着急。他先把陈长捷请到另一个房间，问他打算怎么办。陈长捷刚到天津不久，与林伟俦、刘云瀚这些中央军嫡系将领还不熟悉，况且他本来就是唯傅作义之命是从，傅作义早就指示他一定要坚守天津。于是，他就推托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也不行。但我若是要他们投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我听说傅总司令正在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还是等北平和谈成功后，再一起行动。”
杜建时见陈长捷不肯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又出来把林伟俦和刘云瀚拉到另一个房间，问这两个人有什么打算。林伟俦、刘云瀚异口同声地说：“陈长捷是司令，他不说话，我们不能行动。这种事必须得他来点头同意，我们不能领头。”
杜建时说：“陈司令官的意思是等北平和谈成功后，再一起行动。”
林、刘二人表示：“那也可以。”
杜建时担心地问：“如果共军现在发起总攻，你们估计能顶多长时间？”
林伟俦有些丧气地说：“恐怕一个星期都顶不了。”
杜建时说：“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赶快采取行动，最起码也得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于是，他们几个人又一起去找陈长捷，让他打电话给北平总部，询问北平和平谈判进展情况。华北“剿总”司令部参谋长李世杰只简单地重复了傅作义以前曾经对陈长捷等人说过的一句话：“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几个人又商议了半天，最后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等待北平和谈成功。于是，陈长捷让秋宗鼎执笔给解放军回了一封模棱两可的信，大意是：“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最大耻辱，岂可随便放下。贵军倘有谋和诚意，请派代表前来商谈。”
刘亚楼一眼就看穿了陈长捷等人在玩弄拖延时间的诡计，便按预定作战计划，命令部队进入攻击阵地，把大大小小1000余门火炮都摆放好，准备发起攻击。在一切都准备就绪后，刘亚楼又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陈长捷发出了最后通牒：
（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
（二）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
（三）本军保证一切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
（四）如果守军不愿意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敌对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
见了解放军的最后通牒后，陈长捷虽然嘴头上强硬，但内心中却极其虚弱、恐慌。为了拖延时间以及探听解放军的虚实，陈长捷假意答应进行和平谈判，派了几名代表出城去与解放军会谈。名为和谈，实际上陈长捷是想利用这些人刺探解放军的军事情报，特别是想弄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确定在哪里。
陈长捷的这些小小伎俩怎么能瞒得过刘亚楼的眼睛。当陈长捷派出的所谓工商代表团到达杨柳青解放军的前线指挥所后，解放军的一名联络参谋对他们说：“刘司令员正在路上，烦请你们稍等片刻，大约25分钟后刘司令员就能赶回来。”
实际上，刘亚楼当时就在这些代表所在房间的隔壁。25分钟后，刘亚楼乘坐一辆吉普车从后门驶出杨柳青，然后绕道从天津以北的发电厂方向回来。刘亚楼的这一行踪故意叫这些代表们看到，以便给他们造成一个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北边的假象。当刘亚楼“风尘仆仆”地走进屋内时，陈长捷派来的这些代表没有一个人对此产生过怀疑。陈长捷果真上当，他在得知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天津北边的发电厂一带时，立即调整部署，把战斗力较强的六十二军第一五一师调到城北，这就大大减轻了解放军主攻方向的压力。战役开始后，一五一师在城北基本上就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刘亚楼严肃地对这些代表说：“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工业城市，我军诚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陈长捷能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按计划开始攻城，并对顽抗到底的首要分子进行严惩。现在，我再重申一遍：天津的守军必须在1月8日前放下武器！”
陈长捷根本就没有和谈的诚意。他指使谈判代表团三番五次地以各种理由要求解放军推迟进攻的时间。解放军为了表示仁至义尽，两次推迟了进攻时间，最后严令陈长捷：1月13日12时前必须把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月14日攻城！
陈长捷誓与天津共存亡
“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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