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以农立国。观测天象，掌握季节变化，对农业生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传说在颛顼时就有了“火正”的官，专门负责观察“大火”(心宿二)的出没来指导农业生产。《诗经》中《七月》一诗的首句便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人们根据天象知道，不久天气就要转凉，该准备冬衣了。观测天象还和统治者的政治活动紧密相联。在古代，人们的认识水平低，常常把天象和人类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当出现日食、月食、彗星、陨星等现象时，它们便被看作上天的震怒和对人类的惩罚或警告。从这种迷信思想出发，古人希望从天象的显示中，预知吉凶，于是产生了占星术。占星术将天象和人事对立起来，认为天象的变化不仅预示着人间的福祸，而且关系着王朝的兴替。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所以天象观测就成了官方必须坚持的日常活动，造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官办性质。官府巨大的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客观上有利于天文学的发展。
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天文观测资料，其中既有正常天象的记录，又有异常天象的记录。二十四史的有关篇章专门收集天象记录，其他史书以及地方史志也都收集了有关的古代天象资料。据统计，古代文献中记有日食约1000次，月食900多次，太阳黑子约100次，彗星500多次，流星雨约180次，新星和超新星约90次，五星联珠10多次。此外，还有极光、黄道光、变光星、变色星及怪星的记事。这些天象记录以其丰富、系统和延续时间长在科学上显示出重要价值。
占星术著作中有大量关于恒星位置测量、星图绘制、奇异天象的观测等资料，在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最早的占星术著作是战国时甘德的《天文星占》和石申的《天文》，后人合称《甘石星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五星占》给出了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的70年间，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位置表和它们在一个会合周期的动态表。《天文气象杂占》中最令现代天文学史家感兴趣的是29幅彗星图。图中详细绘出了彗头和彗尾的形状，并在图下注出了相应的名称，共计18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文资料。西汉时，中国传统星占术的大厦已告建成，著作数目空前，仅《汉书·艺文志》就列有21家，450卷，还不包括前面提到的出土的星占著作。东汉以后，占星术进一步发展，《隋书·经籍志》中所列的星占著作已达80余家，670多卷。从唐代开始，又出现了《乙巳占》、《开元占经》、《景祐乾象新书》、《乾象通鉴》等大型星占著作，至于小型著作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收集了大量前人和当时的天文资料，尤其是关于星座位置、天象记录等方面有极高价值。如唐李淳风的《乙巳占》中保存了他的《历象志》和《乙巳元历》两部已佚著作中的许多内容，唐宋之间的《观象玩占》中的一幅全天盖天式星图反映了唐末星图水平及星官制度，北周庾季才编、北宋王安礼重修的《灵台秘苑》保存了北宋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4年)恒星测量时编制的一份星表，北宋杨惟德的《景祐乾象新书》及南宋李季的《乾象通鉴》中为我们保存了景祐年间(公元1034—1038年)杨惟德对周天恒星位置的测量结果，成为探讨宋代恒星观测水平不可缺少的文献。然而最著名、保存资料最丰富的星占著作要数《开元占经》了。
《开元占经》
《开元占经》，全称为《大唐开元占经》，共120卷，是印度裔天文学家瞿昙悉达奉命在唐朝开元年间领导太史监的工作人员集体编写的。书成后，作为皇家秘本，一直深锁宫闱，很少流传。其后历经苍桑，几乎到了失传的地步。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安徽歙〔she社〕县一个叫程明善的人，在整修一尊佛像时，意外地在佛像腹中发现了《开元占经》的抄本。一时人们纷纷传抄，该书才得以流传。现在传世最广的刊本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恒德堂刻本。《开元占经》也曾东渡日本，在日本有此书的古抄本。
对现代学者来说，《开元占经》相当于一座巨大的历史文献宝库。该书在撰写过程中，采用的古代文献达300多种，其中许多都已失传。据统计，书中辑录和摘引现已失传的古代天文和星占著作77种，纬书82种。《开元占经》虽然是一部占星术的著作，但它所包括的内容却大大超出了星占所需要的范围，其丰富程度远胜于其他同类古籍。
《开元占经》在头两卷“天地名体”篇中，集中辑录了自汉代以来，各家对天地结构问题的讨论。其中有些内容，如后秦姜岌的《浑天论答难》、梁武帝在长春殿召集群臣讨论天地结构问题的记录、南朝祖暅〔geng更〕对姜岌的批判等，均仅见于此书。而祖暅的《浑天论》、陆绩的《浑天象说》等，也比《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中的记载更详细。另外，卷二关于地动说的一段讨论也为我们了解传统的以地动解释某些天象的地动说的内容、流传及发展情况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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