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线索。
除卷一○三至一一○之外，《开元占经》自卷三后都是星占内容，集中汇编了汉代以来的各家星占著作，依天占、地占、日占、月占、五星占、恒星占、流客彗孛〔bei倍〕占、云气占、气候占、草木鸟兽及人鬼器物占等项，分类叙述。这不仅为我们探讨星占这一古老文化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我们了解古人对各种天象的观测情况提供了必要的帮助。例如，书中卷九中就有汉代京房用水盆法观测日食的记录，还提到他所描述的在日全食时看到的白云从日面边缘向四外“冲出”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射线状日冕的观测记录。
《甘石星经》是我国最早的星占著作，但早已失传。然而在《开元占经》中我们可以见到大量的引文和辑录，其中包括一份《石氏星表》。这份星表记录了121颗恒星的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比古希腊的依巴古星表和古罗马托勒密星表都要早。《石氏星表》对恒星位置的描述，采用了赤道坐标，这说明我国至迟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在天文观测上应用了比较先进的赤道坐标系统。书中卷二十三摘有甘德对木星的一段论述，说木星“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据科学工作者研究认定，这颗附在木星边上的小赤星，正是木星卫星中最亮的一颗——木卫二。在欧洲，?直到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之后，才观测到这颗木星卫星，比中国晚了将近2000年。
与全书大部分内容相异，在《开元占经》卷一○三至一一○中，几乎没有星占内容。其中卷一○三介绍了唐初天文学家李淳风编定的《麟德历》。这部历法继承了隋朝天文学家刘焯《皇极历》的成就，并在天文数据和有关的数学计算方面又有许多进步，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关于《麟德历》，《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有记述，但是错误很多且互有差异。《开元占经》编撰时，《麟德历》正在行用，因此它的记载对于研究《麟德历》自然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唐代是一个气魄宏大的时代，中外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开元占经》就为我们保留了中印天文学交流的一些史料。书中的卷一○四辑录了瞿昙悉达编译的印度历法《九执历》。印度天文学曾经受到希腊天文学的影响，其系统与我国古代天文学有很大差异。从历法中的天文数据来看，《九执历》比我国当时的历法略显粗疏，但有的天文学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却是比较先进的，很值得我们借鉴。书中关于《九执历》的内容，不但为研究古代中印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印度天文学史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献。
星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恒星命名形式，一个星官是一个恒星组合，其中星数多寡不等。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分为许多流派，许多流派都有自己的星官体系，它们之间有同也有异。三国时，吴太史令陈卓把古代主要的三家星官体系——甘氏(甘德)、石氏(石申)、巫咸，并同存异，综合为由283个星官组成，包含1464颗星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被后世接受，成为中国传统的恒星命名系统。但是，由于陈卓的综合成功，反倒使三家星官的原貌逐渐不为世人所知。在《开元占经》的卷一○六至卷一一○中，有“二十八宿星座古今同异”、“石氏中官星座古今同异”、“甘氏中官古今同异”、“甘氏外官”、“巫咸中官”等内容，依次列出了二十八宿距度的古今同异以及三家星官位置的古今异同。这样，联系前面卷六十九到卷七十一中甘氏及巫咸中、外官星占的有关内容，使我们对三家星官的原貌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中国古代大量的天象记录常以星官作为天文事件发生地点的参照坐标，因此，对星名和星官演变的研究，不仅有史学上的价值，而且也为有关的现代天文学家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