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诗人甚至我们的故事作者——尽管这些故事作者以浅薄无聊而著称——所写的所有东西，而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材料也许比我在自己一生变化多端的环境中所收集到的材料还要多。写出的文字教会了我倾听人类的声音，犹如雕像的静止姿态教会了我欣赏各种姿势一样。反之，在后来，人生叉使我弄清了书本所阐述的东西。
但是，他们这些人，甚至包括最诚实的人，也常在撒谎。不太机灵的人，由于缺乏他们能借以概括人生的言辞，有可能对人生得出一种既平淡又贫乏的形象。这样的人，譬如吕根①，使人生带有一种它本不具有的庄严而显得臃肿的累赘。另外一些人则恰恰相反，譬如佩特罗尼乌斯②，他把人生变得轻飘飘的，使之成了一个蹦跳着的空心球，在一个失重的世界里，很容易接过来和抛过去。诗人们把我们带进一个比赋予我们的这个世界更加广袤或更加美好，更加炽热或更加温暖的世界之中，正因为有此不同，所以实际上几乎无法居住。哲学家们为了能够研究纯粹的现实，而使现实遭受几乎与火或杵使物体遭受的同样的变化：在物体的碎末或灰烬里。如同我们所认识的那些生命或事实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历史学家们向我们提供有关过去的一些过于完整的体系、一些过于确切和过于明晰的因果序列，使之从未完全真实过。他们重新整理这种没有生命力的任人揉捏的材料，而我知道，甚至普卢塔克③都会把亚历山大给漏掉。故事作者和米利都的寓言作者们，如同屠夫一样，除了在肉案上售卖受苍蝇欣赏的一块块肉而外，几乎没做什么。我很难适应一个无书的世界，但现实不在那里面，因为现实并不完全寄寓其间。
①根(30—60)：拉丁诗人。
②佩特罗尼乌斯：拉丁作家，尼禄的密友，后因被牵连进一起阴谋事件，于66年自杀。
③普卢塔克(约忙约120)：古希腊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哲学家。
对人的直接观察是一种更不完整的方法，因为它往往局限于人类的恶意以其来维持的相当低下的验证。官阶、职位以及我们的一切机遇，限制着研究人的行家的视野：我的奴仆对我进行踞察的方便条件和我对他进行观察的方便条件完全不同，尽管他的方便条件跟我的一样的不够。20年来，老欧福里翁一直都在给我送擦身油和毛巾，但我对他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他的服侍上，而他对我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我的沐浴上。对皇帝也好，对奴仆也好，试图做进一步的了解，很快就会造成有失检点的后果。我们对他人的了解几乎一切都是第二手材料。如果一个人偶然想作忏悔，那他一定在为自己辩解。他的辩解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话，那他并不是只有一副面孔。有人曾责怪我爱看罗马警方的报告，可我从中不断地发现一些令人惊讶的东西。不管是朋友还是可疑者，是熟人还是陌生人，这些人都使我感到吃惊。他们的疯狂举动成了我自己的疯狂的托词。我不厌其烦地把穿着衣服的人和一丝不挂的人进行比较。但这些极其翔实的报告，同我的一大堆卷宗加在一起，仍丝毫无助于我做出最后的裁决。这个外表威严的行政官员即使犯了罪，也根本无法使我更好地了解他。今后，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两种而不是一种奇怪现象：行政官员的外表和他的罪行。
至于我对我自己的观察，哪怕只是为了跟这个我被迫伴随他活到最后的个体进行和解，我也不得不这样去做，但是，将近六十年的亲密关系仍然包含着许多可能犯错误的机会。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讲，我对自己的了解是模糊的、内在的、未表明的，并像共谋一样隐秘。从最客观的意义上来说，这种了解如同我对数目所能建立的理念一样地冷漠：我利用我所具有的智力，更远更高地去观察我的人生，于是，它便变成另一个人的人生。但是，这两种了解方式都是很难很难的．一种需要深入自身，一种需要摆脱自身。由于惰性，我像所有的人一样，倾向于用纯粹是因循守旧的方式去代替它们，这是我一生的一种观念。我的一生被公众据此F形成的形象部分地改变了，倾向于用现成的，也就是用像预先裁好的纸样——愚笨的裁缝总是费劲乏力地使属于我们的布料适应这个纸样——那样不大合适地形成的判断方式去代替它们。这是实用价值不一的装置，是多少有点变钝了的工具，使我没有别的工具和装置：我只好用它们来凑合着制造我作为人的命运的一种观念。当我观察我的一生时，我为发现它尚未定型的惊惧。人们向我们叙述的英雄们的一生是单纯的，它像一支箭似的直射目标。而多数人喜欢用一定的格式来概括英雄们的一生，有时夹杂着吹捧或抱怨，但几乎总是带有责难。为英雄们撰写的回忆录总是好心好意地替他们制造出一种明白易懂的人生经历。我的生平有着不很明确的轮廓。像经常遇到的那样，这是因为我也许未曾有过能最准确地确定我的生平的东西：我是个好兵，但根本不是个伟大的军人；我是艺术爱好者，但根本不是尼禄临终时自认为变成的那25种有可能犯罪、但根本没有犯罪的艺术家。我有时在想，伟人的显著特点，恰恰是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这种特殊的地位能使他们终生保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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