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试图借助这个历史事例来说明从音乐精神中产生的悲剧如何因这种精神的破灭而必然衰落。为了减少这种说法的怪异，也为了表示我们如何产生这种说法，现在，我们必须明白面对我们今天某些类似的情形。我们必须毅然进入对知识从不满足的渴求与人类对悲剧艺术的依赖之间所产生的争斗中。这里不打算提到破坏力较少的本能，这种本能在一切时代都是与艺术对立的，尤其与悲剧对立，在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获得相当程度的胜利，以至于在所有舞台艺术之中，只有闹剧芭蕾舞才兴盛。这里，我只讨论那些悲剧观最明显的敌人，只讨论那些科学的解释者，所有像苏格拉底那样地道的乐观主义者。目前，我将指出那些似乎允许悲剧再生的各种势力的名称以及对德国精神的其他美好希望。
在我们轻率地进入战斗之前，让我们穿上我们早已获得的那种知觉的盔甲。我与那些只基于一个主要原则去探究艺术渊源的人不同，我希望把两个希腊艺术之神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都放在我的面前。我认为他们非常生动而具体地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世界。阿波罗表示个体化原理的超越天才，只有通过他，我们才可以在幻象中获得解脱。另一方面，狄俄尼索斯的神秘欢呼穿破了个体化的魔力，开辟一条返回存在母体的途径。
在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中，只有一个思想家完全了解阿波罗造型艺术和狄俄尼索斯音乐艺术之间的巨大矛盾。叔本华没有受到希腊宗教象征的影响，他赋予音乐的，是一种与所有其他艺术完全不同的特性和起源，它不像所有其他艺术一样代表现象，而是直接代表意志。它是对世界上所有物质事物形而上的补充品；它是物自体，而所有其他东西则是现象（《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卷一）。
当瓦格纳在他论贝多芬的书中说，音乐所遵循的美学原则与支配视觉艺术的美学原则完全不同，而美的范畴根本不能适用于它时，表示他承认了这个在所有美学中的主要观念。虽然有一种基于误入歧途而颓废艺术的错误美学，曾经企图使音乐符合那些只适于造型艺术之美的标准，期望音乐在美的形相中产生快感。一旦我认识这个矛盾，我就强烈地感觉到我不得不去探索希腊悲剧的本质ib.，不得不去探索希腊精神最深刻的表现。我似乎第一次觉得我拥有不用传统美学名词探讨悲剧问题的钥匙。我带着一种奇怪而不常见的眼光去看希腊文化的本质，我觉得我们的古典语文学尽管有着足以自豪的成就，还只是讨论那些变幻莫测的光景和外表。
我们可以提出下述问话来研究这个基本问题：当我们使平常分开的两个艺术势力——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相互影响的时候，产生了什么样的美感效果呢？音乐与形象和概念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瓦格纳在这方面赞扬叔本华的清晰，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卷一中说了下面一段话，我把它全部引出如下：
根据所有这些，我们可以把现象世界或自然和音乐看作同一事物两个完全不同的表现，它本身是这两种表现之间相似的唯一媒介物，我们需要认识这个媒介物以了解那种相似情形。如果音乐被视为世界的一种高度的普遍语言，它就的确与普遍概念相关，很像概念与具体特殊事物之间的关联。但是，它的普遍性却一点也不是抽象作用的空洞普遍性，而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普遍性，带有人所共知的一目了然的明确性。
从这方面来讲，它类似数字和几何图形，数字和几何图形是一切经验对象的普遍形式并可先天地适用于所有这些经验对象，然而它们却不是抽象的，而是可以感觉的和完全确定的。意志的一切可能的追求、激动和表现，一切发生于人类内心以及被理性涵盖在广泛而消极的感觉概念之中的东西，都以无数适当的曲调把它们表达出来，但这些曲调总是一种纯粹形式的普遍而不带任何实质；总是与物自体一致而不是与现象一致，曲调似乎再生它的灵魂和本质而没有肉体。
音乐与所有事物真正本性之间的深刻关系也说明了下述事实，即对任何事象或环境所谱出的适当音乐似乎向我们展示它最隐秘的意义，并表现为对它所做的一种最明确的解释，也像下述事实，即凡是完全沉醉于交响乐印象中的人，似乎都看到生命的一切可能事象和世事都发生在他身上一样。在反省之后，他不能在音乐和他心中所体验的许多事物之间发现任何相似之处。音乐不是现象的摹本，不是意志适当的客观，而是意志本身的直接摹本，代表世界上所有物ｌiｂ?质东西的形而上的一面，也就是代表所有现象的物自体，所以，音乐不同于其他艺术。
因此，我们可以称世界为具体表现的音乐，正如我们称它为具体表现的意志；这就是为什么音乐使实际人生和世界所有情景，同时都以更高的意义表现出来的理由；的确，就曲调类似于所有现象的内在精神而言，更是如此。就是出于这点考虑，我们才为一首诗谱上乐曲，把一个可以感觉的表象变为哑剧，或合而为歌剧。这种变成音乐的普遍语言的人生特殊情景，永远不会必然地与它连在一起或相符合，而只是像任意选择的事例与一般概念之间的关系一样与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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