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得以实施，但却提供了一幅发人深省的近代教育的早期理想模式。
(3)阮元和诂经精舍、学海堂
阮元(公元1764—1849年)是清代考据学派的代表，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年间发展到高峰，故又称乾嘉学派。其学术宗旨为“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以六经为根柢，由古书文字音训求义理，故也称汉学或朴学。
清代自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以后，积极兴办省城和州府县官办书院，书院数量大增，然而书院固有的讲学传统几乎丧失殆尽，师徒醉心于应考的时文帖括，只求功名，不务实学。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和不满，寻求改革的呼声日起，人们积极探索改革的途径。如：程廷祚(公元1691—1767年)在《上李穆堂先生论书院书》中，要求天下书院慎选山长，并“仿苏湖、白鹿之遗意以为教，入其中者先行谊而治经治史、务使各尽其材，以核其实，而勿责以科举之文”。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陈宏谋(公元1696—1771年)为紫阳书院新订条规，要求“每月课文两次，讲书六次，或四书，或经，或史，不拘长短”。钱大昕、杨绳武、卢文弨〔chao超〕、章学诚等都曾进行过改革，中心思想是“穷经学”，“通史学”，“博文道古”，“通经致用”，以摒弃举业时文，但均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书院沦为科举附庸的局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阮元走上了弘扬汉学，恢复书院优良传统的道路。
阮元从青少年起就不满意“徒钻时艺”的学风，决心穷究经学，广泛涉猎自然科学，接触西方数学和天文学。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在出任浙江巡抚时，大胆进行书院改革，在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就昔日编纂《经籍纂诂》时的旧屋50间，创立新型书院，名为“诂经精舍”，“选高材生读书其中”，“专肄经史辞赋，一洗旧习”。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阮元在任两广总督时，又亲自选址，在广州城北粤秀山上，开“学海堂”课士。
诂经精舍、学海堂的指导思想是“以励品学，非以弋功名”，不务浮华，专勉实学。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小学、天部、地理、算法等兼顾。阮元强调“士子读书当从经学始”，“欲论经济，舍经史未由也”。而要通经，只能由训诂通义理，“舍诂求经，其经不实”，只有掌握训诂考据之功，才能“庶免凿空逃虚之病”。但是，阮元极力反对为训诂而训诂，为考据而考据。他认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凡所论述，期实有济于用”，“通天地人之道”者才配称为“儒”。所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不仅传授经史、苍雅、星纬、金石、考订、文艺之学，而且传授兵刑漕河等经济之学。
诂经精舍、学海堂在教学方法上也有不少创新，首先，阮元虽亲自任教，更强调教师共同研究，“各用所长，协力启导”，以免门户派别之偏见。其次，教学以学生自学和独立研究为主，鼓励学生“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提倡集体讲议，辨难同异。再次，注重培养学生虚心、务实的学风。阮元反复强调：“讲学是非须实事，读书愚智在虚心”，“不能实学者，先入之见填满于胸，不虚心求是非，终于愚而已”。
在清代，绝大多数官学、书院学风腐败，不务实学，专事举业的恶劣环境中，阮元能够坚持“以转移末流之失，于以崇实学，育英才，厘而工之，将以驱而一之”，实在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