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并发展了湖湘学派，也为南宋湖南地区的书院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栻与岳麓书院
张栻(公元1133—1180年)从学于胡宏碧泉书院。据《先儒宣公张子年谱》称：“绍兴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九岁，……因谒拜胡五峰于碧泉书堂。五峰见之，知为大器，即告以所闻圣门近仁亲切之旨。”学成归长沙后，即着手创建书院讲学。先在长沙城南妙高峰下创建了城南书院。后于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主讲岳麓书院，并使岳麓书院名震天下。
岳麓书院在北宋初已是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曾毁于战火。胡宏曾提议“兴复旧区，重赐院宇”，自愿充任山长，以“继述先人之志”，“表朝廷崇儒广教之美”。但未能如愿。
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使刘珙〔gong巩〕修复岳麓书院，“书院建成，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观。”张栻为之作记，并主持教学，先后达七年之久，使岳麓书院成为重要的理学研究和传播的基地。
张栻大力提倡岳麓书院应以“传道济民”为宗旨，反对“群居佚谈”，“缀缉文辞”，“规取利禄”，要求弟子“潜心孔孟”，首应“明义利之辨”。教学上提倡师生论辩，质疑问难，重视躬行践履，不务空谈虚论，学生自学为主，教师精心指导。
张栻在主讲岳麓书院时，创立了“会讲”的教学形式，对后世书院讲学影响极大。到了明代，书院“会讲”(或称“讲会”)成为主要的讲学形式。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自福建武夷山来到湖南长沙，拜会张栻，并在岳麓书院共同讨论“《中庸》之义”。两位理学大师对“中和”之义理解不一。朱熹主张“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明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因此，道德修养须在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去体验和涵养，然后即可在喜怒哀乐已发的处事应物中符合道德规范，即“先静后动”，“静中见动”。张栻则主张在喜怒哀乐已发的处事应物中先“察识”未发的大本，即“先动后静”，“动中见静”。这就是学术思想史上十分著名的朱张会讲。
朱熹在岳麓书院两个多月，同张栻深入探讨，竟至“三日夜而不能合”。讨论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中和”问题外，还有“太极”问题，“知行”问题。会讲中，意见分歧很大，双方都不轻易放弃己见，但又能相互尊重，虚心学习。事后，两人深感会讲收获极大。朱熹在赠别诗中称：“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张栻也认为，“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在两人辩论之余，张栻还请朱熹在城南和岳麓书院讲学，“每语学者观《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据说湖湘弟子远道来听讲者甚多，至使岳麓书院门前，车水马龙，盛况空前，“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开创了邀请不同学派学者到书院讲学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