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北宋兴办官学，上自太学，下至州府县学，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需要大批经费，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南宋时，国家财政更为困难，尽管高宗曾宣称：“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中记叙过州县学经费困难的窘况：“崇安县故有学而无田，遭大夫之贤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缩取他费之赢以供养士之费。其或有故而不能继，则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圯，斋馆荒芜。”朱熹感叹道：“然养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则亦岂可不谓难哉”，总不能老让读书人“岁终裹饭而学于我”吧！因经费困难致使官学时作时辍，难以维持，而自筹经费，置田设学的书院倒有独特的优势，遂应运而盛。
第二，科举制度的腐败是南宋书院勃兴的重要原因。南宋官学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腐败是互为因果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科举制度的腐败，进一步加剧了官学的衰落。因此，南宋许多有志之士对官学的批评多从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病着眼的。
南宋的书院都标榜反对科举。朱熹在复兴白鹿洞书院时，就反复勖勉学生不要参加科举，不要只想做官，不要追求利禄，应当牢记古代圣贤教人为学之意，讲明义理，以修身心，然后推己及人。要像颜渊那样，居陋巷而不改其乐，钻研贤圣经传，只求明诚两进，德业双修，道艺并进。朱熹的许多诗句都贯穿这种精神。
一首称：
允莘挚之所怀，谨巷颜之攸执。
彼青紫之势劳，亦何心于俯拾。
——《朱文公文集》卷一
另一首称：
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若羡腾骞。
——《朱文公文集》卷七
还有一首称：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朱文公文集》卷七
都是提倡和鼓励学生向颜渊学习，追求一种“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学者创书院讲学，读书士子热心于求学书院，不同于唐末五代的士人隐居山林，以避战乱的消极心态。朱熹等人也并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艺之实”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风世俗。
第三，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为南宋书院的勃兴提供了文化学术思想条件，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扩大了书院的影响。
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促进了南宋书院的勃兴。南宋的书院多是宣讲理学的书院，理学成为南宋书院的基本教育内容；南宋的理学主要通过书院进行传播，南宋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著名学者杨时说：“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若庸也说：“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所谓“道”，即道学之道，也就是理学之道。表明理学与书院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理学奠基于北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人，反对汉唐经学教育只重章句训诂、笺注，主张为学要讲究明心养性，讲明义理，认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本源于理，正心、诚意、修身为为学之本，必须以《易》为宗，以《大学》、《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构建起理学的基本体系和框架。朱熹以毕生精力完成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注释工作，合称为《四书集注》，并推崇为“经”的权威神圣地位，标志着理学已进入成熟阶段，朱熹也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随着理学体系的成熟，也就步入传播阶段，以便广泛扩大理学的影响。书院讲学是传播理学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径，因为书院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书院大都不受或较少受科举考试的制约，便于自由讲授，自由研讨。因此，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最理想的场所，成为发展理学的学术教育基地。
南宋的理学，形成不同的学派。每一学派都创办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书院，而每所书院也就成为研讨或传播某一理学派别学术思想的基地。如：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张栻主讲岳麓书院，陆九渊讲学于应天山精舍和象山精舍，吕祖谦主讲丽泽书院等。他们各以书院为基地传播自己学派的学术思想，实现自己学派理想的教育目标。特别是他们的弟子门人又各创书院，以扩大影响，造成了书院繁盛的局面。
理学大师亲自复修书院或新创书院，在书院授徒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北宋的著名学者多在官学任职，南宋的著名学者大都逐步从官学移足书院。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都是南宋学术界的名流，又是书院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们的弟子门人也都是积极创办书院的有名人物，对南宋书院的勃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慕名奔趋，造成了书院空前勃兴之势。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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