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院教育发展史上，南宋时期书院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南宋时期的书院数量大增，规模扩大，制度完备，内容充实，特色鲜明，影响显著。
南宋书院的勃兴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书院的产生和发展同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是理学的奠基时期，北宋的书院也处于开创阶段；南宋时期是理学的成熟时期，南宋的书院也进入相当完备的阶段。南宋理学的主要流派差不多都与书院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的学术文化思想成为南宋书院教育的基本内容，书院教育成为理学研究和传播的主要基地。
南宋理学流派繁多，学派林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和张栻等。
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儒、佛、道长期斗争、融和的产物，书院教育也广泛改造和吸收了佛、道讲学的内容和形式。这在南宋书院教育中也表现得极为明显。
南宋书院教育的勃兴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直到南宋理宗朝(公元1225—1264年)才达到高潮。
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渡过黄河，攻陷宋都城汴京(开封)，掳走徽宗、钦宗、后妃、公主、宗室、大臣等3000余人，以及各种财物(文物、图书、档案、天文仪器等)和众多的技艺工匠。统治了160年的北宋政权，被迫南迁。
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于公元1127年即位于南京(河南商丘)，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是为南宋高宗。不久，在金兵的进逼下，又由南京逃至扬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再由扬州逃至镇江，然后经苏州，逃至杭州。接着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到昌国(今浙江象山)下海，才躲过金兵的追击，最后避难于杭州。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正式建都于此(时称临安)。前后经历了12年之久的逃亡生活，自然顾不上什么百年大计的兴学设教了。当时，叶琳曾上书请立太学，朝廷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只得“故从缓议”。朝廷无暇无力顾及文教事业，恰好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直到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才将临安府学增修为太学，定太学弟子以300人为额。第二年又增建国子学，增收太学生。州县学也相继恢复和重建。但是南宋的太学和州县学多有名无实。官学教育不能满足国家“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读书士子也深感在官学难以学到“德行道艺之实”。有志之士在激烈抨击官学教育弊端的同时，积极从事私人讲学活动。读书士子也对官学失去了兴趣，多自寻名师，求学问道。曾于北宋初兴盛一时的书院，自然又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
南宋朝廷也感到官学教育极不景气，然而也苦于回天无术，只好转而支持民间或私人创办书院，以补官学之不足，以救官学教育之弊。
南宋书院的勃兴发轫于朱熹于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复兴白鹿洞书院，又于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复兴岳麓书院。自北宋初就名闻天下的两大著名书院的相继复兴，对南宋书院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之后，各地争相效法，纷纷建立书院，延聘名师硕儒，聚徒讲学。二十几年后，竟蔚然成风，书院得到迅速发展，呈鼎盛之势。
南宋书院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南宋理宗(公元1225—1264年)时代。据统计：宋代共有书院近700所，建于北宋的约140所，占总数的20%左右，而建于南宋的有500余所，占总数的80%左右。在建于南宋的书院中理宗一朝占50%以上，近300所。
南宋书院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文化繁盛的江南之地，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为最多，分别为161所、24所、44所和27所。这一方面是由于宋廷南迁，北方大地落入女真族金兵控制之下，汉民族南迁，汉民族文化中心随之南移；另一方面，书院的发展受著名学者讲学活动影响极大，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有众多名师讲学，是南宋理学家活动的主要地区和范围，所建书院自然随之增多。特别是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一批理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弟子都在江南地区，遂使这些地区成为书院最发达之地。
南宋书院的勃兴，不仅表现在数量大增，而且规模也有所扩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备和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进一步丰富充实。
南宋书院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从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教师的选聘、学生来源及条件、经费筹集和组织管理等，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和比较稳定的条例。朱熹为白鹿洞书院亲手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各书院的标准条规，为书院制度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宋书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设施也渐趋完备，而且形成了较稳定的建筑格局。一般书院多由祭祀设施、藏书楼、讲堂、斋舍、生活设施五部分组成。讲堂多达十余间，斋舍百余间，容纳生徒和来访者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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