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万斤，铅11.4万斤，锡1.7万斤，铁53.2万斤。
宋代矿业较为发展，宋初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201所，由官府置场监管，坑冶由豪民组织矿户承包开采冶炼，产品20%缴给官府作为矿税，其余80%按规定价格卖给官府，由官府统一出售。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以“不夺人之利”为标榜，减桂阳监银课1/3。也有的地方不置场监，听民采冶售卖，向官府纳税，税率也是20%。宋仁宗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4年)，每年得金课1.5万余两，银课21.9万余两，铜课510余万斤，铁课724万斤，铅课9.8万余斤，锡33万余斤，水银2000余斤。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诸州坑冶增至271所，铁课达824万余斤，为北宋最高数额。宋徽宗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将各地铁矿仿茶盐法实行专卖。铁矿由民采炼，所得铁卖给官府，官府收铁给引，召人通市。出铁少的贫矿，百姓可以出息承买，官不榷取。铁由官府专卖，只许铸户购买，禁止民间私相贸易，但农具器用不在禁列。
到南宋时期，坑冶废兴不常，岁入多寡不等，矿政逐渐废弛。
辽朝矿业很发达，首山(今辽宁鞍山)铁矿，坑深18米以上。东平县(今辽宁辽阳)产铁矿，有矿户300家，“随赋供纳”，向府缴纳矿税。
金政权对矿业也采取鼓励政策；金世宗认为，山泽之利，应以予民。世宗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规定，百姓可以自由开采金银坑冶，国家税1/20。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取消矿业税，但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又要求采银之民承纳官课。
元朝根据士人呈献资源确定矿税课额，因此税率不一。金银矿一般由官府征集民伕采淘冶炼，向国家定额输课，如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令益州4000漏籍户在登州栖霞县淘金，户输金四钱。至治、泰定年间(公元1321—1328年)，一些地区银矿，许民承包采炼，输税2/10或3/10，或征定额税。铁、铅、锡、矾则由国家专卖，行引法，铁每引200斤，听民采炼，官府抽分。铅、锡每引100斤，官收钞300文，客商买引到各矿冶支铅、锡贩卖，无引者比私盐减等论罪，杖六十，货物没官。矾每引30斤，价钞五两。
明代采矿业并不发达，史称矿冶不及宋代十之一二，但矿税为害却最为严重，曾在明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明代以银为主要货币，银矿最为朝廷重视，所以为害最大的首推银课。
明代银课实行定额包税制，由官府确定各地银场应纳银课数量，以后不论产量增减，均须如数输纳。明朝开国之初，朝廷反对开银矿，坑冶很少，所以矿税收入不多。当时主要矿产地在福建、浙江。明太祖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福建各场岁课银2670余两，浙江2800余两。洪武年间所定上述银课旧额，称“岁办”。
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和明宣宗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矿禁松弛，开始采掘新矿，矿税也随之增加。永乐时，福建每年银课提高到3.28万余两，浙江提高到8.207万余两。到宣德时，福建又增至4.027万余两，浙江增至9.404万余两。水乐、宣德年间新增课额称“闸办”。福建、浙江两地永乐年间闸办额是洪武岁办额的23倍；宣德年间闸办额则是洪武年间岁办额的27倍。银课数额的增加，并不全是由于矿产增加，而首先是由于统治集团对货币财富的贪欲。课额增加远远超过银矿产量增加的速度。因此，无力完成课额的地区，只得把课额摊到州县百姓头上，银课因而成为对百姓的一项苛征。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江西、湖广等地有铁冶13所，课铁746万斤。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陆续复开各地铁矿，允许百姓自由采炼，并以2/30的税率缴纳铁课。
神宗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下诏在各地开采银矿，并派大批宦官去各地任矿监，到处勘查，广泛搜求，两年后又在各地遍设税监。他们借开采之名，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例如，宦官陈奉到湖广监理矿冶，借口开采，强夺民财，“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明史·食货志五》)。陈奉的暴行，激起了武昌民变，愤怒的群众万余人要与陈奉拼命，他们捉拿陈奉爪牙16人投入大江之中。汉口、黄州、襄阳、宝庆、德安、湘潭也相继发生民变。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宦官所进税银近300万两，而他们中饱私囊的数额，则不止此数的十倍、五倍。由于他们的残酷搜刮：“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同上)给矿民和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明朝廷对矿冶的横征暴敛，成为引发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导火线。
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训，对开矿十分谨慎，一般禁止开采新矿，以防开矿聚众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