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属山泽产品。夏、商、周奴隶制时代，矿产的开采冶炼，均为奴隶制国家控制，由官有手工业经营。《周礼》有“卝〔kuang，同矿〕人”一职，其职责是“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周礼·地官司徒·卝人》)，百姓不得随意采掘冶炼。
春秋时期，矿产也大都为国家所垄断。《管子》书中曾阐述了国家必须垄断矿产资源的理由。首先，国家必须垄断货币制造权；金、玉、银、铜是制造货币的材料，国家要垄断货币制造权，就必须控制货币材料的来源，即垄断金、玉、银、铜矿产资源。其次，金、银、铜、铁还是制造兵器的原料，国家要垄断兵器的生产和制造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也必须垄断金、银、铜、铁等矿产资源。第三，金、银、铜、铁等矿产是生产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及装饰品的原料，为人民生活所必需，销量大，利润高，由国家实行垄断和专营，可以为财政取得大量收入。《管子》举铁为例说明，每个女工要做针线活，都必须有一针一剪；每个农民要耕地，都必须有一耒一耜(犁头)；木匠要做木工，也必须有一斧、一锯、一凿、一锥。如果铁器的生产由国家垄断经营，把每根针的价格加一钱，30根针就可以增收30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头税(人头税每人每月30钱)；剪刀的价格加六钱，五把剪刀也可以多得30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头税；耜铁每个加价10钱，三个耜铁也可增加一个人人头税的收入。这样，国家不用向百姓直接征税，通过铁器加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收入，而且这种“税收”，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管仲治齐时，对矿冶实行国家垄断，在各产矿地设铁官，招民采矿，冶铸与销售由国家统一管理，所获之利，民得其七，官得其三。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也对矿产实行官营，即“一山泽”(《商君书·垦令》)，“专山泽之利”(《汉书·食货志》)，据说所获盐铁专营之利，20倍于古。但在未实行矿冶官营的其他诸侯国里，矿产的开采冶铸及买卖则任民经营，采铜冶铁事业均为富商大贾所把持，许多商人靠采矿冶铸而富至千金、万金。
西汉初年，为了恢复经济，推动生产发展，曾一度“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铜、铁等矿产允许百姓自由开采，同时向经营者征山泽之税。当时百姓纷纷抛弃农业生产，应商贾豪强召募，赴矿山采铜铸钱，或采铁石鼓铸，制造铁器。一家矿场聚众成百上千，矿冶之利完全被私人把持，许多商人、官僚靠冶铁、铸钱而成暴富。
汉武帝时，大规模出兵攻匈奴，军费浩繁，国库空虚；而富商大贾冶铁铸钱，财累万金，却不肯出资支助国家之急。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根据孔仅、东郭咸阳建议，决定与盐一起，对铁也实行专卖制：国家在产铁地区置铁官，不产铁地区置小铁官，统一管理采铁、冶铁事业；生产的铁器由官府统一售卖。禁止私人采矿冶铁，敢私铸铁器者，“釱〔di弟〕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即受镣铐左脚之刑，并没收其生产工具。盐铁专营为汉王朝取得大量收入；正是靠这种收入，才使汉武帝时期“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盐铁论·轻重》)。铁专卖在汉元帝时一度被废止，但不久又因财政需要而恢复。东汉和帝继位(公元88年)，废除铁专卖，改行征税制。
三国两晋时期，矿冶仍为官府经营。南北朝时期，矿山准民私采。如南朝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始兴郡(在今广东韶关市)有采银民300余户，所掘矿井深达二三丈，采掘十分艰难，矿民常因矿坑崩压而致死。矿税以银缴纳，后又准以银课米。北魏起初沙金的淘炼、银矿的开采和冶铸，均由百姓私营，向官府缴税。宣武帝延昌三年(公元514年)，朝廷认为银矿之利很大，因此决定官营。当时地方官奏报长安骊山银矿二石矿砂可得银七两，桓州白登山银矿八石得银七两，上等锡300余斤。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尚书奏报恒农郡铜青谷铜矿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铜矿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铜矿一斗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铜矿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铜矿产量也与此相当。朝廷即决定置银官采铸银矿，置铜官采铸铜矿。这些矿冶官营以后，自然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
唐代矿业不发达，朝廷不鼓励开矿，据记载，当时陕、宣、润、饶、衢、信、汾诸州共有银、铜、铁、锡、铅、矾等矿共172处。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开始对伊阳(今河南嵩县西南)五重山银锡矿征税。唐德宗时，朝廷对金、银、铜、铁等矿产品均予征税。宪宗时，禁止私人采银，鼓励矿户采铜，助官府铸作。当时国家每年采银1.2万两，铜26.6万斤，铁207万斤，锡五万斤。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矿冶又归州县主管，全国矿税收入一年不过七万缗，不及一县茶税。唐宣宗时(公元847—859年)又将矿冶之利收归中央，并增加银冶二处、铁冶71处、废铜冶27处、铅冶一处。全国一年得银1.5万两，铜65.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