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太宗至道二年(公年)，两京及诸州榷酒收入为铜钱121.4万余贯，铁钱156.5万余贯，京城卖曲钱48万余贯。真宗天禧末(公元1021年)，榷酒收入为铜钱900余万贯，铁钱近300余万贯，卖曲钱77万余贯。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北宋在全国设榷酒务1800多个，东京每年榷酒收入40万贯以上，秦州、杭州30万贯以上，这一年全部酒课约1360余万贯，卖曲钱约100余万贯，高于同期的商税收入。
北宋对私酒的禁令也很严厉，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规定，卖私曲至15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都要处以极刑。
南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加重酒税，并提倡百姓饮酒。南宋初年行隔槽法。该法由当时总领四川财赋的赵开于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所创行。具体做法是：废除国家专卖制，由官府备存酒曲和酿酒器具，管理槽酿酒坊，百姓如要酿酒，可将米入官自酿，官以收酿造费的方式收取酒税：每斛米输30文及头子钱22文，所酿之酒百姓可自由买卖。隔槽法施行后，酒税大增，以后推行于各路，全国有官槽400所，酒税增至每年690余万缗。
南宋还实行扑买法，又称“扑买坊场酒利”，在乡村划分地域，计算出该地酒税数额，招民承包，任民增价夺买。即使该地酒的生产经营停闭亏损，扑买者仍需出税。
此外，南宋还有添酒钱，是国家为增加收入所增加的酒价钱。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以米曲价高为由，规定上等酒每升增20文，下等每升增18文。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两浙酒坊于买扑上添净利钱五分，输送户部，又增添酒钱上升20文，下升10文。各州、军如卖酒亏损，均可随时增价弥补；所增酒钱，一分供州、军，一分供漕计，一分上交经制司。以前酒有定价，增价须请示朝廷。从此，州、军可自行增价，致使各处酒价互异。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又规定各州酒不分上下，每升均增五文。
南宋榷酒收入，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岁收本钱140万，息钱160万，曲钱2万，献内藏羡余钱20万(后来增为50万)，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
元朝初年，对酒有时行专卖制，有时行征税制。元太宗二年(公元1230年)定酒课税率，验实息十取其一；三年改为专卖制；八年又改为征税制，税率为1/10。元世祖时，规定百姓酿酒，须官府批准，并向国家纳税，税额为每石课钞一两。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右丞卢世荣建议行“榷酤”法，于是对酒实行专卖制，官制、官收、官卖，并增加酒课，每石课钞十贯，比旧额增加九倍。卢世荣被诛后，又改为民制、官收、官卖，每石课钞改为五两。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又恢复榷酤法，官制官卖。
元代还对葡萄酒课税，税率为1/30。
酒税是元代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酒课收入每年为钞46.9159万锭17两，〔ba巴，贝币〕20.1117万索。
明初曾禁止造酒，并禁止百姓种糯米，以塞造酒之源；但民间造酒实际上并未真正停止。所以，国家对酒的酿造和买卖，仍与前代一样，予以征税。明朝酒税分为酒曲税和销售税。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规定，百姓造酒自家饮用，不征税。如造酒贩卖，则必须购买已纳税酒曲，同时所造之酒也必须纳税后才能出售。如果用自家酒曲造酒，也必须缴纳曲税。
酒税税率各代不同。代宗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规定酒曲10块须缴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340文。宪宗成化时(公元1468年)，准曲投税2%。明代酒税由地方征收。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规定，各地酒课收贮于州县，以备其用；酒税就成为地方税了。
清朝前期也禁止酿酒，目的是节约粮食；所以，荒年酒禁尤严。但边疆寒冷地区，及自用之酒，则不在禁列，丰年酒禁也相应放宽。
在允许造酒时期，酒税也不高，不列入国家财政。清代酒税有缸税、曲税和关征酒税几种形式。缸税是对造酒缸户所征的酒税。缸户造酒须到官府领取牙帖，官府按牙帖征缸税。各地缸税均有定额，如宣化府在乾隆年间每年缸税征收额为银616两，谷九石三斗二升。曲税是对酿酒所用曲块所征的税，在直隶，官府对曲块数量还有限制，每户一般不得超过300斤；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各直省共征酒曲税1686两。关征酒税是运酒过关卡时所征之税；康熙二十四年，直隶关征酒税共银2050两；乾隆年间，关征酒税一般为酒10坛(约200斤)征税银二分。清代由于酒税数额不大，所以收入多留给地方供办公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