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地主的佃农；不是已经丧失了输纳租庸调的能力，就是不再为国家所控制，不再为国家输税。而大官僚大地主虽然兼占大量土地，剥削很多佃农，却逃避赋税，或仅纳一丁一户的租庸调。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后，造成大量人口流散、死亡，更加促进了土地的集中，均田制彻底瓦解，租庸调制已经无法维持，国家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公元780年，唐德宗任用杨炎为相，开始实行两税法改革。
两税法开始了中国赋税发展史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田赋制度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基本特点：第一，资产税开始取代人丁税；第二，货币税逐渐取代实物税。这一取代过程虽然经过多次反复，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却一直贯彻着，是田赋制度发展的一个趋势。从唐中叶两税法开始，中间经过北宋中叶王安石变法，明中叶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到清中叶摊丁入地改革，这种取代终于最后完成了。
两税法最先体现了上述的发展趋势或变化。两税法的具体内容有以下一些方面：量出制入，根据国家原来各项财政支出额，确定国家的税收总额，再把这个总额分配到各地，按户税和地税两个税种向百姓征收。户税的具体征收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旧唐书·杨炎传》)即不论主户、客户，一律编入现在所居州、县的户籍，在所居地纳税。征税标准，不再按丁，而是按资产征税，不论丁男、中男，一律按贫富即按其拥有的资产的多少来纳税。资产多的多纳，少的少纳。变过去按丁(户)征税为按资征税。商人要在经商所在州县纳税，税率为1/30，大致要和当地居民税负相同。地税则依两税法实施前一年耕垦的田亩数征收。两税一年分夏、秋两次交纳，夏税纳税时间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
两税法简化了税制，把租庸调及各种杂税合并，统一征收，税目减少，缴纳时间集中，纳税手续简便。还取消了“不课户”，不仅官吏要纳税，浮寄客户及商贾都要承担两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两税法按资产课税，更适合均田制瓦解后百姓的负担能力，在土地已大部分集中于大地主阶级手中，而广大农民多已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如再按丁、户征收租庸调，是极不公平的，而且越来越难于保证国库有充足的收入。而按资产征税，占有大量田产的大地主多纳税，而资产极少的农民则少纳税，纳税数量和负担能力更为相符，税收也可增加。
两税法还有一个重要规定，即田亩之税(包括租粟二石及按每亩交粟二升的地税)仍纳谷米，而租庸调中应纳布帛绢绵等实物的部分均改为折钱计征。一般商户占有的不在垦田数内部分的土地的地税，也另折现金交纳。此外，原来的庸并入两税后，改为赋税代替劳役，百姓可以钱代役，劳役租税部分也变为货币租税了。这样，两税法就把很大一部分实物税改为货币税了。
两税法改赋税征实为征钱，是唐代社会经济繁荣、商品货币经济显著发展的结果。这一改革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同时又必然会反过来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以货币纳税，在杨炎提出两税法之前，只在局部地区实行过。两税法把它推向全国，加速了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过程，扩大了货币税作用的范围。农民为了纳税，必须卖出他们的农产品，换回货币；一向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必须和市场直接发生联系，扩大商品生产的范围。这必然会加速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瓦解。所以，这是一项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税制改革。
但是，唐代商品货币经济虽有相当发展，封建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尚未发展到应有的程度，以货币税最终取代实物税的条件还未完全成熟。正因为如此，两税法虽然以钱定税，但征收时，又往往配缴实物。由于后来物价下跌，农民往往需要数倍绢帛才能缴足两税钱额，加重了百姓负担。到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采纳户部尚书杨于陵的建议，规定两税“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新唐书·食货志》)。结果又恢复了实物税。
两税法的不彻底，还表现在杂征并未取消上。两税法颁布时规定，两税之外，不得多征一钱。但不久就命各州于两税钱上每千文增收200文。到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这种随意加征情况更为严重。五代十国仍行两税法。但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如从后梁开始到后周，百姓于两税外还要交省耗钱，名义是为了补偿粮食征纳过程中的损耗。从后唐开始，又征所谓雀鼠耗，借口备仓储粮食的损耗。后汉时，规定百姓向官府纳钱时以80文为100文，官府付钱时则以77文为100文，称省陌。此外，随田赋带征的附加税还有对农民自制农具所征的农器钱，对百姓造曲酿酒所征的曲钱以及牛皮税等。
隋唐时中央仍设三省六部，管理财政税收的为度支部(唐称户部)。下设度支、仓部、户部、金部，分别管理赋税征收事务。唐代州、郡有司户曹参军事与司仓曹参军事，县则有司户佐、司仓佐负责税收工作。乡则百户设里，里有里正担当赋税催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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