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老金后来撰文回忆说，自这一次开始，至“文革”爆发前的十年间，毛主席一共请他吃过4次饭，还知道他是湖南人，并专门用筷子夹给他几个炒得黑红、个头较小的尖辣椒品尝。对于这4次吃饭，老金终生念念不忘，即使到了晚年思维颓衰得过去的事都已忘却，对此事却牢记心怀。每向人言及，总是神情无比得意和自豪——或许，这是老金一生中最感荣耀的事情之一吧。
和毛主席一起吃过饭的老金，立志改造思想与世界观的决心虽大，但又总摆脱不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名士气与头脑中固有的思想、生活观念。新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学好。在中央实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之时，老金曾诚惶诚恐地检讨说：“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老金检讨毕，满以为自己在民族立场上是站得住脚的，结果遭到听众一顿劈头盖脸的反驳和指责，大意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等等。老金的“洗澡”算是白洗，仍然灰头土脸，不能挤入纯洁的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几十年后，金岳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还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晚年的老金曾对人说，他在1949年以前共写过三本著作，“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这本书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一部。可当政治风潮来临的时候，老金再也不敢说“满意”，而要视之为狗屎堆了。1958年2月，老金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按照马列主义观点，对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论道》进行严厉的批判，可能批判得还不够火候，此文迟迟未得发表。老金一看文章不能发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破釜沉舟，直接向他的上级党委写起检讨书，以示痛心疾首与洗心革面的决心。老金说：自己头脑的资产阶级思想阻碍了逻辑组对辩证逻辑的学习和研究，“我口头上赞成学习辩证逻辑，可是骨子里是另外一件事。”关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就好些旧逻辑学家说，仍然“茫然”。辩证法“好像懂得一些”，辩证逻辑他们“大都不懂”，既然如此，二者的关系“就很难讨论”云云。
1959年5月，金岳霖在这年的《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再次对自己过去的哲学观进行严厉的批判。年底，哲学研究所根据上级部署开展“反右倾运动”，老金即刻写了一篇长文《自我检查》，除了对自己原来的哲学观进行批判，还对现实中加入中共之事有些神经质地提出疑问和交待，说自己入党动机不纯，“很可能用自欺的方式来欺人。”老金冷不丁地抛出的这个检讨，搞得各级党组织颇为惊恐与糊涂，以为他背后有什么来头，或在思想深处潜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只得对其言行更加提心吊胆地注意，并对其加大考察力度。好在老金只是和尚念经一样，按照经卷的意思隔三差五地对自己批判一次，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和发表与时代相背的言论，这样到了1960年9月29日，即新中国成立11周年纪念日前夕，中科院党组织讨论决定，将老金预备党员中的“预备”二字拿掉，正式批准为中共党员。
老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的事传到毛泽东耳中。年底，毛泽东请老金到家中吃饭，在座的客人有章士钊和程潜，均为湖南人。老金去的最晚，一进门，毛向章、程介绍说：“这是中共党员金岳霖。”一句话说得老金心潮澎湃，感动得热泪盈眶。席间，毛对金说：“你的检讨（南按：一年半前老金发表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我看了。在新的情况下，对旧的东西就有点讨厌了。不过……”毛没有说下去，其他人也没有追问。后来老金回忆说：“毛主席说‘不过’什么，当时我没有理解，如果理解了就可以警惕，以后就不会混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错误了。”正是老金对这句话没有深刻理解，或者说不能理解，才导致思想观念越来越“落后”。对此，晚年的老金深居简出，不再“捏着拳头”“热泪盈眶”地热衷于政治风潮了。此事被毛主席闻知，在最后一次一起吃饭中，毛在席间有些不满地掷给老金一句话：“你要接触接触社会！”此时已七十多岁高龄的老金听罢此言，当场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按主席的指示办，想方设法“接触社会”。
晕晕乎乎地回到家中，老金连续三天“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在寂静的夜里，“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金岳霖语）。老金一边听着小耗子们吱吱叫唤着开运动会，一边想着如何接触社会的问题，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按照自己一生所学的强项——大逻辑、小逻辑及其他各种不同逻辑的推理论证，苦熬了三天之后，终于谋划出了一个“接触社会”的对应方略。
这一天早晨，老金神情亢奋地走出家门，在胡同口找到一个约六十岁、腿有点蹩，平时很难揽到生意的老三轮车夫，相约每天上午由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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