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自那封向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询问陈寅恪夫妇是死是活的信函发出不久，身在四川梁平仍独身生活的吴宓，算是真正虎落平川遭犬欺，坠入了漆黑看不见尽头的人间地狱。按造反派规定，在三顿饭前，“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要拿着碗筷站在竖立的毛主席雕像前报名“请罪”，如我叫吴二，或我叫马六，我不是个好东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一个混账王八蛋等。若稍有迟缓或吐字不清就要遭一顿毒打，不但饭食免掉，凉水也不准喝一口。几个月后，吴宓原患眼疾加重，右眼忽然全盲，左眼患严重白内障，即将失明。面对如此不幸命运，吴宓发出了“实不能应付生活，不如速死”的悲鸣。
1972年，已是79岁，行将就木的吴宓被允许自梁平返回重庆养病，住在原校内文化村老一舍楼三层一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自1970年起，吴的工资就被学校扣发，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且吃药、疗伤均包括在内，生活极其艰难。吴宓回校后，因腿断眼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只得托人从当地雇一老妪曾婆婆服侍，书信由学校中文系曹慕樊老师代读，生活的难度越发加大。无奈中，吴不得不靠借债度日。这年7月12日，吴令人代为写信向旧友姚文青求助，信中说，“每月发薪时‘特别扣发234元’（扣发之钱另行存储），迄今已共‘扣发’了五千数百元”，“固宓一生喜助人，迄未积聚一元钱”，“因宓经济困窘……今恳求兄惠助宓10元（作为还宓前款10元，宓亦乐受）。不胜感盼之至”。这个时候，负责管制的专政人员和红卫兵残渣余孽，不时以“献金赎罪”为名诈其钱财。据与吴宓一同关入“牛棚”的同校教授谭优学回忆，吴宓若特别需要用钱，可打报告由学校批准从被扣工资中支取少部分，有一次红卫兵与吴宓谈话，一次就榨去200元，或许此款就是吴专门打报告特批取得后的“捐献”。当时西师有“格借勿论”的口号在“牛棚”中流传，即凡是专政人员与红卫兵向“反动分子”借钱，被借者必须“捐献”，否则整你没商量，罪加一等，搞你个死去活来。
在如此艰难处境中，吴宓陕西老家的弟弟、妹妹以及好友吴芳吉之子经常寄一些零钱给予接济，但生活仍然困苦。学校留守人员曾与吴的女儿们联系，希望吴氏姐妹来重庆照顾一下她们那个腿断眼瞎的父亲，但回复说：“解放前我们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校方只能同意吴宓与陕西老家的妹妹吴须曼取得联系，并让对方想办法，以免死后丧事无人料理而尸身臭在屋内。
1973年9月下旬，在陕西泾阳县面粉厂工作的吴须曼来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老一舍楼吴宓住处探望。兄妹相见，百感交集。此时吴宓已经秃顶，只有少许稀疏的白发和白须，面容憔悴，神情忧郁，一派风烛残年的衰颓模样。环视屋内，灰尘遍布，除一张单人床，另有三抽书桌、小书架和旧藤椅各一，书架上摆着一堆同样布满灰尘的中外书籍。唯一属于自己的家当是摆在地上的樟木箱和一只小皮箱。生活用品只有一条单薄的被单，之上是一床堆在床头的烂被子，衣服只有两三套，一件蓝布面的棉袄缝补多达30余处，可见年月之久。另有一床蚊帐，据说购于1938年，上面满布窟窿与用纸粘糊的补丁。问及购衣物必需的布证和棉花票，回答一样也没有。吴须曼望着腿瘸眼瞎的长兄哆哆嗦嗦的样子和孤独求助的眼神，禁不住潸然泪下。10月初，吴须曼回到泾阳，即刻向同事凑了一些布票、棉花票买来布匹，缝制了棉衣、棉裤、被子和毛衣、毛线帽等衣物寄给吴宓，以备过冬。
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在西南师范学院渐入高潮，专政组人员想起还有个“老古董”猫在文化村一舍三楼317室，且这个“古董”向以宣传国学为荣，这孔老二和林彪都是“克己复礼”的倡导者，吴宓自然是他们的孝子贤孙，尽管腿瘸眼盲，但他“人还在，心不死”，说不定正在做着“克己复礼”的黄粱美梦，必须进行批斗改造。于是，吴宓被一伙专政人员从宿舍里连拖加拉地弄出来，先在校门内毛主席巨幅塑像前“请示”，骂一顿自己是王八蛋，然后被架上操场中的“斗鬼台”开始批斗。这一天，吴宓似乎有点反常，倔犟的性格如同回光返照般再度显示出来，态度强硬地表示：“只批林，不批孔”，“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云云。当问及“你对林彪搞‘克己复礼’怎么看，是不是中了他的流毒”时，吴宓低着的头猛地抬起，大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文化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不配搞‘克己复礼’。”几句话搞得批斗者大怒，当场将其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拖下“斗鬼台”先是一顿毒打，而后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被几个大汉拖着游行示众。
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几次批斗和毒打，吴宓的身体更显衰颓，心理更加脆弱，对外界的一切都产生恐惧。吴须曼的长婿鲁予生去武汉出差，顺道去重庆探望吴宓，代表吴须曼邀请吴宓返乡居住，以便照顾。吴表示同意，并与吴须曼书信往来商谈回乡的具体细节。但到了5月，吴宓突然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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